刘水    2010年6月4日

寻找富士康“十二跳”原因的独立调查

探访富士康大本营

刘水

富士康是打工者的天堂，也是他们的地狱。
——题记

5月26日晚11时多，在我实地采访电子制造业帝国——富士康（FOXCONN）龙华工业园大本营仅仅5个小时后，一位与我同籍的甘肃省庆阳市23岁工人贺某，从富士康龙华工业园C2宿舍楼7楼阳台跳楼身亡。惨烈的富士康“十二跳”。其背后一定隐藏着“合理性”逻辑，只是不被外界明察和理解。

“为什么是富士康？”这是许多人的疑问，包括笔者在内。几乎所有学者、专家和富士康以及官方给出的结论，显然没有解开这个迷津。这是笔者改变行程，赴深圳富士康龙华大本营展开独立调查的初衷。

最好的血汗工厂

国际通行对血汗工厂有这些定义：低工资，超长工作时间，无休止加班，管理严酷，雇用童工，工作、居住和饮食等环境恶劣，文化单调，甚至毫无企业文化可言，职位上升通道甚少，技能培训机会较少。相较于中国大陆其它血汗工厂，富士康贴牌（OEM）生产国际知名电子品牌的电脑、手机、玩具、MP4、MP5以及新业务LED，在那些曾有或长或短富士康工作经历的工人口中，富士康有不错的口碑，也是一个标杆。他们几年间辗转不少工厂，会做出中肯的比较。

尽管如此，也无从改变富士康血汗工厂的色彩。有人会说，现代工业和资本追逐最低成本和利润最大化，无可厚非。但站在劳工立场考量，他们作为社会成员的权利和尊严，早已被侵蚀底线。中国贫富悬殊基尼系数，远超国际警戒线0.4，高达0.5，何况低人权劳工创造的财富全部流入政府、权贵和财阀的口袋，而他们的血汗工作仅能维持温饱且不能分享到社会福利，这对于两三亿劳工极端不公平，也不正义。

富士康龙华工业园区位于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油富、油松村，这里是富士康在中国大陆开设的无数工厂的大本营，附近不远尚有一处客观澜工业区。龙华工业园占地面积巨大，四面围墙，里面装载着45万名工人，东南西北四座大门，还有数量不等的专门通道，各座大门功能不同，有的专供人员出入，有的是货运通道。偌大的园区内厂区、生活区分隔开，绿意盎然，井然有序；园区内有通勤车，在厂区与生活区之间穿梭，专门接送员工上下班；运动场庞多，单是餐厅就有几十个，大型超
市有好几个。

每个出入园区的人员，穿着白色、红色或深蓝色工作服T恤，胸前都挂着几张IC工作卡。有部分员工租住在园区外面，有的组成简单的家庭。下班后换掉工服，匆匆回家；住在园区内的员工，下班后可自由支配时间。有的穿着工服，三三两两结伴外出吃饭、逛街，有的坐在马路人行道上聊天。园区外四周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流，几乎都是富士康员工青春蓬勃的面孔。

在富士康龙华园区南门外，随机采访三位5月21日刚进入富士康的新人。他们穿着深蓝色T恤工服，胸前挂着工作牌，坐在人行道上一座报亭前的矮木凳上悄声聊天、吸烟。他们培训一周时间，就将上岗。现在已经取消严苛的军训，每天集中学习厂规厂纪等知识；每间宿舍住宿8人；有基本工资。其中一位20岁左右、河南籍李昊，倒很爽快，滔滔不绝、眉飞色舞说道起来。他从龙华另一家电子厂，应聘进入富士康，听老乡说富士康各方面都不错。他笑嘻嘻地说，昨晚梦见有人跳楼自杀，几次惊醒。旁边一位年龄较大的同伴低着头提醒，你别乱说，然后与另一位同伴站起身默默离去。

李昊说，现在园区内显要位置都张贴着心理求助热线电话，对入职新人富士康没有采取心理抚慰措施，也没限制员工之间彼此传播跳楼消息。问他从哪里获悉同伴跳楼自杀消息，他摸出手机说，下课后看手机新闻得悉的。正与他聊得起劲，原先离开的两个同伴，远远喊叫他的名字，他马上打断话题，口里念叨着“不好意思！”，匆匆跑去同伴那里，几个人结伴离去。

一位曾经在富士康工作3年的老员工张娟娟告诉笔者，在富士康上班期间，不准携带手机、MP4等私人电子品进入工作区域。一方面出于流水线工作需要，另一方面防止蒙混偷窃电子产品。张娟娟初中毕业，15岁从江西农村来到深圳，年龄太小，假冒表姐的身份证，进入富士康。她说，现在富士康加班费能拿到7、8元/小时，相当不错了。在她现任职业务经理的电池厂，工人加班费仅有1元/小时。富士康普工月基本工资大约960元，执行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而其它大多数工厂基本工资难以与深圳最低工资标准持平。

笔者有两位远亲后辈，正在或曾在富士康打工。一个初中毕业，20岁从部队复员后，即进入富士康工作，至今已有8年时间。一步步从流水线普工，升迁担任某分厂中层管理者职位。据他介绍，像他一样在富士康工作多年并获得升迁者，大概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另一位，初中辍学，曾在富士康龙华园区做过半年仓管，后自动离职。他们都是在富士康收获了爱情和家庭，现在各育有一个儿子，上幼儿园了，都交给家乡父母抚养。俩人的妻子，3、4年前都曾享受了富士康三个月带薪产子假期，产后返回富士康继续工作。这在当时中国大陆外资厂非常稀罕，其它工厂在女员工在怀孕后期，只有离职走人一条路可选。

即使今天，已经离开富士康多年，辗转数家工厂打工、现准备开厂创业的其中一对夫妻都会说，富士康的工作环境和工资福利待遇，综合而言都是最好的。他们对早期富士康入职培训，连续几小时在太阳下站军姿的军训，和车间“内保”的严厉都记忆犹深。

这次赴深期间，有机缘参观了两家电子厂的流水线和行政办公区，其中一家规模宏大，员工数万人，设有多家分厂。套上鞋套进入近千平米宽敞的车间，以我多年前做记者采访珠三角工厂的眼光，这家工厂车间光线充足，中央空调，地面洁净，机器声细微。我俯身在流水线工人头顶，仔细观看他们操作，许多人专注于工作，居然没发觉；办公大楼，装修颇有品味，各部门办公室都是大开间小隔断。这家工厂单是工作环境已属上乘，但陪同参观、曾在富士康工作过的一位工程师告诉我，富士康比这里还要好。

笔者曾在深圳收教所，曾有几个月流水线工作体验，手工生产欧美订单的劳改产品圣诞礼物。铅皮屋顶车间里，高温拥挤，空气污浊，在定量的压力下，大脑丧失思维，只有手臂在机械地重复动作，对外界的声音失去反应。因此，我完全能理解流水线，对劳工体质 和心智年复一年的摧残。

富士康附近方圆几十万平方公里，新建的工业区，拔地而起，吞噬了土地、河流，一个个工业区连缀成一座崭新城镇，望不到一片农田。厂房、宿舍楼与土着居民专租给打工者的民房，色彩明丽、造型别致，还有公共设施和绿化带，一点不亚于深圳老城区。以居住人口和面积而言，这里被工业区连缀在一起的几个村庄，其现代化程度，甚至远超过内陆省份许多中等规模的城市，但是这里显得冰冷而生硬，缺乏人文气息和城市生活细节，难以让外来打工者找到归宿感和认同感。

为什么最好的血汗工厂自杀者最多？

进入富士康工作，是许多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普通打工者的梦想。即使密集发生震惊世人的“十二跳”，也无法阻止他们的脚步。他们像候鸟一样执着，只因没有退路。

脚步匆匆，汹涌的下班出厂员工；无所事事，站在马路边的发呆者；汗流浃背，拎着大包的求职者……完成了封闭围墙内与开放社会的对接，尽情展示着工业和资本的血腥、赤裸裸，而制度为他们一路大开绿灯，实施了庇护。

富士康“十二跳”，从自杀身亡者和幸存者、从富士康内部，永远找不到完整答案。答案在门外，像魔鬼一般游荡。

26日，富士康总裁郭台铭，邀请海内外200家媒体记者，参观富士康龙华园区。他说，频发员工自杀事件，是社会问题，也是个人问题；你们这些大陆媒体记者，不也是打血汗工，有没有签合同，工资有没有保证？郭台铭此番言论，虽有推脱富士康责任之嫌，但不能否认，他道出了中国社会的扭曲和悖谬。

富士康每道大门外都永久矗立着一座红色警示牌：

敬告

本厂区经政府批准合法设立，未经许可不得入内，违者送警法办！

富士康科技集团

台资企业或者说外资企业，被中国大陆本土同化程度可见一斑，“敌我”意识取代了人权和法制。笔者在富士康几座门外逡巡、盘桓几个小时，发现门口都设置几台自动刷卡机，员工出入都须刷卡，还围拢着4、5名保安，抽检证件。

原本打算进入富士康园区采访拍照，试图还原真实的富士康，但没能成功。于是站在富士康南门外大约20米远拍摄园区内景，被一位眼尖的保安发现，他疾步走过来，接连厉声质问：“你为什么拍摄？”、“你是哪个部门、单位的？” 答 “门外属于公共区域，你也管？”保安语塞，转身返回岗位。

在南二门外换证大厅，向值班女保安咨询能否进入园区。一位女保安告知：你有富士康部门级职位的熟人来门口带你，同时需要查验、登记你的身份证，并填写登记卡，才可以进去。这在意料之中，所以特意选择在工人下班时分，赶到富士康采访。

富士康出于保护自有物权和基本管理需要，门卫严厉，这很正常。外人别说插翅难入，即使越墙而入，不偷不抢，只是想非正途参观园区，富士康也没有权力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送警”或者说报警是富士康的权利，但是否触犯法律被“法办”，富士康说了不算。凭一句“送警法办”，可见富士康的法盲和自我防范意识，可以此作为解读富士康的一个小小注脚。

南门外十字路口栏杆上，悬挂着当地政府机构制作的大幅布制红色宣传标语：“不要把身份证与银行卡放在一起”、“借你银行卡，骗你没商量”。园区周围街头、天桥上，四处张贴着打印在8K纸张上的富士康招工启事，年龄、工种、工资和福利待遇一应俱全。其中年龄要求：16.5——28岁；工资福利待遇：底薪1080元/月，每周5天、每天8小时工作制，正常加班8.3元/小时，周六、周日加班12.6元/小时，节假日加班16.5元/小时，月收入1800——2200元以上；包吃包住，免费洗衣，等等。

几位富士康员工称，普工待遇没那么高，但也差不多，那要看工厂订单如何，这些招聘启事，是职业介绍公司忽悠不知情者，骗取中介费。一位原富士康员工、熟悉招募内情者告诉笔者，富士康动辄一次招工几百、几千人，生产淡季裁员也有这个数量，一些有实权的老员工，会与人事部门或中介公司，串通起来私自招募，从中赚取每人几百元介绍费，他们也有能量安排部分人员进入富士康工作，承诺的待遇有些夸大，但不完全是假的。至于能拿到多少收入，那要看具体在哪个部门工作、何种职位。他说，应聘者年龄太小他们会出主意，鼓励使用假身份证，冒名顶替。只要能赚到中介费，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有的人打工几年，阅历和经验丰富，熟悉与富士康相关的电子产品操作技能，他们看重富士康的工作环境和薪资待遇，即使初中或高中毕业，他们也敢花费几十元定制一本假的大学本科毕业证，也能蒙混到富士康低层管理者职位。

在天桥上拦住穿红色T恤厂服、20岁的富士康普工任雪，她来自四川地震灾区，两年前高中毕业考上大专，哥哥本就在读大学，家庭困难，她放弃读大学，远赴异乡，打工赚钱供哥哥读书。她说，男孩子社会压力大，不读书怎么能够成家立业娶媳妇，女孩子还好说。听闻笔者说起富士康已经发生“十一跳”，她有些吃惊：“真的吗？见鬼了！”她每天忙忙碌碌，没空闲关注身边究竟发生多少次跳楼了。

富士康背影里的中国      

富士康总部（龙华科技园）南大门

接受采访的富士康员工和部分外界人士，普遍有两个看法：密集自杀背后，有人“搞鬼”。他们认为有商业竞争对手，高价收买员工自杀，以此搞垮富士康；在仿效和暗示心理作用下选择自杀，以从富士康获得他们以为的高额赔偿。也有人认为，八零后、九零后二代农民工，一则普遍缺乏承压能力，二则缺乏父母之爱、在留守儿童阴影下长大，心智不健全。一位接受笔者采访的富士康男员工嘀咕，恐怕有邪教教唆，说完他又自嘲道，我是瞎猜的。这些都是外部观察点，但不是核心因素。

几连跳发生后，富士康采取措施防止员工跳楼。宿舍门窗加装钢栅栏，阳台门全部上锁，16人一个小组，互相帮带，每两小时逐级汇报一次员工动态，外请心理辅导师开设心理干预热线，建立员工发泄室，法师念经祈福，缩短加班时间等等。

加班虽说是自愿，但岗位不能缺人，不得不加班，因此强制加班就成为不成文规定。加班能够获得更高收入，他们几乎都愿意挣取加班费。流水线上毫无工作乐趣可言。流水线普工每月总收入不过一千多元，虽然相较其它工厂高出几百元，但比起深圳高昂的消费水平，有的还要寄钱回家，资助其他家人，千多元收入往往入不敷出。所以，几十万富士康普工，若按社会平均生活水准，他们维持在吃得饱、有衣穿、有公寓住的生存底线。富士康包吃包住，能按时领到工资，这些对外来打工者颇有吸引力。

5月25日，富士康员工收到公司下发的“不自杀协议”，有部分员工明确表示拒签。次日郭台铭在富士康龙华大本营表示收回协议，同时表明强悍态度：为防止抚恤金过高，变相鼓励员工自杀，富士康将会修改抚恤金额度。

富士康总部（龙华科技园）南大门

这些措施只是治标不治本，让外来工找到工作乐趣，拥有成就感和归属感，才是根本之道，但这不是富士康能够独自解决的。

富士康发生“十二跳”事件，戴尔等电脑客商，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已撤回部分订单；富士康关联公司的纳斯达克和港股股票也已呈跌势；台湾工会组织已在街头抗议富士康。

笔者以为，人在极端恶劣环境下，反倒怀有较强的期望值，希望活得更好，这就是为什么工作环境和工资福利不如富士康的其它血汗工厂工人，不会如此密集自杀的原因。而富士康尽管各方面比其它工厂要优越，但是收入与家庭需求和社会购买力相比，仍是入不敷出。深圳二线关外1—2万/平米高额房价，以他们每年2万多的低廉收入，不吃不喝，也需要工作50—100年才能买得起。在最好的血汗工厂富士康，作为知识和技能先天不足的底层打工者，他们的个人发展空间，已经走到尽头。这让他们感到前景黯淡，容易产生挫败感，进而对人生绝望。

难以融入城市，又不甘退回贫瘠乡村，陷入两难境地。不成文的强制加班制度、枯燥单调的流水线工作、个人情感等问题成为导火线，都会将原本低沉绝望的精神状况，拉进最为脆弱无助的境地。自毁肉体，于是成为最后的血酬赌注和解脱方式，以回报家人。我理解并同情这些悲惨的生命，但不得不说，自杀获利，以另种面目显现中国社会深处隐秘的“血酬定律”，而这恰恰是富士康“十二跳”主因所在，这就是我寻找到的答案。

富士康总部门前天桥上张贴的招工启事

5月29日，全国总工会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工作的意见》，称要加强对青年职工心理疏导，化解矛盾。这可视为官方迫于富士康“十二跳”和广东南海本田车厂工人罢工停产等事件压力，公开做出的间接回应，但是隔靴搔痒，于事无补。说到底，跳楼自杀、罢工停产，都是劳工生存处境和人格尊严被挤压、歧视到极端，而在生与死之间采取的维权手段。独立工会呼之欲出，保障数千万产业工人基本人权，立法赋予劳工组建工会，强化劳工权益谈判权，才是化解之道。奴工，不应该是两亿中国农民工被权力和资本双重压榨的唯一选择。

他们无法抵御家庭和社会，编织的“有钱便有一切”的价值观现实，还有家庭贫穷的追索，也充满改变命运的憧憬。笔者随机调查，高达90%以上富士康员工来乡村，绝大多数初高中（技校职中）学历，不乏小学学历，实际上流水线对技能知识要求并不高。然而，出身农村、学历低等先天劣势，让他们在机会起点上就输了一大截，根源在于不平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而罪恶的户籍制度又脱胎于政治制度。

因穷上不起学，或者说不能接受更高等级的教育；大学毕业生收入跟流水线工人不相上下；上大学不如早辍学打工。几乎所有工厂对求职者都有学历和年龄要求，最低也要初中毕业，年满18岁，但是政府对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即使九年制义务教育也落空。乡村普遍存在的乡村家庭教育致贫现象，昭示着中国乡村早已告别耕读传家的自我救赎传统，中国社会陷于赌徒式的恶性发展怪圈。

城乡二元制度，造就对农民的教育歧视、户籍歧视，甚至省域歧视，这种制度性歧视，已经司空见惯，被社会普遍视为合理和接受。早先的出身和血统等级观念被模糊化，在今天中国换个面目出现，以权力和财富为两个圆心，划分出圆圈交错的无数个阶层等级，优越特权与受歧视群体不断细分，越往圈外就意味着越被边缘化。
阶级意识依然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政府60年来对农村严重亏欠结出的恶果，在以经济拉动的社会转型初期，终于被二代农民工吞咽而下。

中国式阶层现象凸现，在于将基本人权抹杀，不是出自机会均等而是特权。教育权是天赋人权之一，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为民众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是政府的义务之一，但是今天已经将乡村教育根基彻底摧毁了。

城乡隔绝造就的廉价劳动力，以低人权和低福利优 势，支撑起中国GDP。富士康“十二跳”，不管自杀者是出于工作压力，还是个人情感等等原因，这不仅是向富士康发出无声的抗议，更是一个个弱小者向社会不公发出的强烈抗议，尽管他们并不自觉。

如果官方延续一贯的以政治高压压服劳工权利诉求的老套路，那么劳工以和平和卑微的方式反抗与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公，留给双方理性博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几天采访结束最后一晚9时多，徘徊在下榻的宾馆楼顶天台纳凉，这里与富士康帝国仅有几公里距离。俯瞰10层楼下，头晕目眩，我在心中勾勒着跳楼者的相貌、神态和姿势。恰好楼下宽阔笔直的工业区大道上，附近某家5万人大型鞋厂工人，晚加班后返回宿舍区。他们穿着浅蓝色工服上衣，三五成群，细小得像蚂蚁一样，脚步匆匆向一个方向游动，从头望不到尾。他们的身影浮现在明暗交错的路灯光下，面目模糊，毫不起眼，像他们的未来一样充满未知。中 国大陆劳工中的绝大多数人，在流水线上被榨干青春，数十年后年老将不得不返回故乡。贫瘠的乡村是他们最后的归宿，现制度已圈划出他们的命运轨迹。

他们来了，他们看见了，他们被国家征服了——这些被写进国家宪法的主人。

2010年5月28—30日于旅途中

注：应被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Caption 097: 富士康总部（龙华科技园）南大门

Caption 093: 正从富士康总部厂区走出的职工

Caption 090: 富士康总部门前天桥上张贴的招工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