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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商

2010年10月29日

——中国人权专访MJ

一名企业家谈他在中国商海中航行的经验。

中国人权翻译

中国人权:您在中国的工厂雇用了数百名工人从事电信器材生产。到目前为止,您的事业看起来一直是相当成功的。您是如何和从何时开始在中国经商的? 可以请您描述一下最初的一些困难吗? 现在比你刚开始的时候更容易些吗?

MJ: 我大约是七八年前开始的。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然后忘却我的西式思考,并取而代之以中式策略来做事。我刚开始的时候,恰好遇到一位在北京经营律师事务所的先生——他曾经是某高官的法律顾问和秘书。他曾参与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资金分配——你可以想像那中间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我在北京待过一段时间,我也常在他的办公室进出。他交代一位他手下会说英文的律师传授我如何行事。他使我走上正确的经商方向。那个人实际上真挺喜欢我的。

中国人权:您非常幸运!

MJ:不、不,我其实没有走运。这是个坏消息,因为在一年的喝茶清谈之后,他问我:“你有没有可能在海外帮我开个银行帐户? 我有3000万美元想请你帮我照料。”我一听当然慌了,并且拒绝帮他那个忙。可是现在的情况是,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失踪到哪儿去了,他可能涉及数亿美元的贪污。但他教了我在中国做事情的运作过程,并且再三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什么东西是免费的,“关系”也一样。这也是我许久无法克服的巨大的道德障碍。

那个律师的秘书问过我的电话号码,说他要是来深圳,我们可以一起吃个晚饭。你知道我心里怎么想——中式作风,他只是礼貌性说说而已。

结果你猜怎么着? 一个月后,我受邀参加了一个在五星级饭店为一位官员举行的有250多位宾客出席的聚会。我和一些人聊天,他们告诉我:“这个活动要花50多万(人民币)。”然后他们又告诉我政府官员是用不着付钱的。事实上,买单的是他在深圳的朋友们;他们都排队等着为他付账呢。

中国人权:这是排队买未来的方便。

MJ: 这就是关系。这些官员,他们是在看能从你身上捞些什么。那位官员跟我说:“你如果将来想做任何跟科技有关的生意,如果你有很多想法——欢迎你来找我。”基本上,那一切的潜逻辑是:你准备花多少钱?因为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跟他一起吃午餐的费用是一万美金。

中国人权:您说的“吃午餐的费用”是指什么?

MJ: 让他来同桌而坐,和我们见面,费用是一万美金。他们的理由是:“就是这么个费用——租个客房、提供两万元人民币的茅台酒之类的东西。”

中国人权:一万美金!?

MJ:这很正常。我知道这就是他的生财之道。他跟我说:“如果你有其他朋友想见我,你可以自行安排——费用一万美金——然后我会照顾你。”他眼眨都没眨一下;这可能是一个中央政府里的副部长。

中国人权:您是否认为每个新进入中国经商的人都得靠自己学习,没人管你的成败,还是您觉得商界社团可以给你帮助?

MJ:这个嘛,很多人都充满善意。在香港,我参加过很多次商会召开的商务会议,但他们从来不会告诉你真实情况。他们都坐在道德的高台上说这个说那个。但我知道不管是这个还是那个其实都是要花钱的,而且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做的。这就是很大的不同。

在中国做生意就像走在油漆罐上。一切都很惬意,你就往前走,然后突然油漆罐倒了,你落空了,而下面是一团糟。你知道魔术师大卫·科波菲尔吧?他有一个很棒的魔术是把帝国大厦变没了。但他远比不上胡锦涛;胡让13亿人见证他的“真实”。胡锦涛才是一代魔术大师。

中国人权:当我们跟外国企业谈论在中国经商和人权议题时——他们常说:“那您觉得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不能向中国市场说不。”他们似乎假设只有是非两种选择——要么你进入中国市场,要么你不理它。但我们不认为这是个非此即彼的选择。相反,它是流动变化的,而且有很多建设性和具体的有关如何负责任地在中国做生意的可供思考的方式,包括将人权的影响列入考量。

MJ:我完全同意。比方说,一个美国公司在美国建立生意据点,他们有他们必须遵守的准则和法律规章。那他们为何不能将那一套作业方式带到外国?他们可以给员工好的待遇,关心他们,并且确保他们受到照顾。这不是不可行的。

中国人权:您能不能讲一些在您的行业或其它行业看到的好的例子?比方说,您的工厂有哪些标准?

MJ:我们的工人每周工作40个小时,有休假,有足够的食宿。我们花了些时间来建立一种文化,让人能真的说出他们不满意的事情。

中国人权:工人们是怎么做的?

MJ:通过一个提建议的系统。它是匿名的,我们的主管们会看这些建议。

中国人权:那么工人们都提些什么样的问题?

MJ:这个嘛,基本上就是:“我们工作太辛苦”;“我们的休息不够长”;“主管不能相信,他没有跟你说实话。”诸如此类的小事。

中国人权:然后你会看全部这些建议?

MJ:主管们会看,然后他们会把比较重要的问题向董事会报告。

中国人权:主管会把这些传达给您?

MJ:当地的工厂主管不会,但我们办公室里的人基本上就是确保把事情做好。但如果你是做生意,事实上那就不只是赚钱的事儿。因为我觉得商业活动和人权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人权:我们同意。看来,企业在进入一个市场或扩大其在某一特定市场的业务时应先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而该评估应包括人权的风险和影响。你会给寻求在中国做生意的企业什么建议呢?

MJ:基本上来说,就是做好功课!千万别在你的头两三次中国行时就相信你潜在的生意夥伴跟你说的事是真的——就算他们说这个工厂是你的了,可能这个厂实际上并不是你的。我曾经到过几个地方,他们告诉我“我们在这边有个厂,欢迎你来。”於是我们就飞过去,和当地官员开车到那里去,他边开边说:“对了,我们还没有真的开工建厂,但我们希望你来投资,我们会在明年完工。”这是在你飞了两个小时见到他们之后发生的。

中国人权:有些人说,“外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您怎么看?

MJ:获取正确的法律意见。如果你想要有长期成功的生意,你必须遵守当地法律。但你必须找到对某个特定法规的实际意思的几种解释。你不能只信一种(法律)意见。

中国人权:任何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企业或商人其实都受好几种法律的约束——企业注册登记所在国的法律;东道国比如中国的法律;还有国际法。我们认为中国的法律本身必须从其是否与企业登记所在国的法律或国际人权法相冲突这个脉络来审视。另一个问题是,除了对同一法律的不同解释之外,中国法律本身也有自相矛盾之处。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MJ:嗯,如果你是向中国律师谘询法律意见,你大概面对的是只了解国内情况而对外面的世界没有任何概念的律师。如果你是面对外国律师,他们中一些人可能不知道如何解释中国的规定。所以,我们在工厂的做法是我们确保我们符合所有当地的法律和规定——比方说,我们付员工X元数目的薪资,支付社会安全保障金,一切都按正确程序做。这样一来,当你受税务机关稽查时,一切都没问题。我不是说你没有办法——用中国人的办法——去规避这些规定,但我个人不喜欢走那条路,因为你对付的是省级政府的人,是不会让你太愉快的人。他们都会诱惑你,但你拿钱给他们的瞬间,麻烦就开始了。

中国人权:但如果你不给他们钱,会有其它问题吗?

MJ:这个嘛,钱到他们口袋时,再要回来就很难;但钱在你口袋时,他们似乎会姿态软一点,试图拿那钱。

中国人权:好,最后两个问题。如果要您举出目前中国普遍存在的三个最大的挑战或趋势,它们是什么?对企业的三大挑战又是什么?它们虽然不同,但却是相互关联的。

MJ:我认为对企业的三大挑战是:第一,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第二,知道如何将前项知识应用在你的工作领域;第三,确保善待为你工作的人——他们已经有无数需要担心的事和压力;离家500英里远,一年只能见父母一两次;试着帮他们把压力减到最低是很重要的。

至於中国有关的大问题:我认为目前主要的问题是政府从人民手里徵收土地的方式;第二则是互联网被政府用作宣传工具的方式;最后一点,我认为是缺乏宗教或言论自由。在中国,如果你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生活,不去挑釁政府或警察,你就没事;但如果你站出街上,说:“这有问题。”那你就有麻烦了。这对教堂、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对任何人都一样!你把事情摊在外头的瞬间,尤其是如果你跟美国又有联系,那你就等着进监狱吧。这是政府的错——集权政权。这是一个可怕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