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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径(下)

2015年01月28日

独立径(上)

“舜!猜猜我现在在哪里?”这是我妈的“远洋”电话接通后迫不及待爆出的第一句话。可以听得出当时我妈是多么地兴奋。但当时我还没有察觉到我妈已经身处外国了,加上当时网上刚流行很多类似Skype的网络电话服务,我也经常用这些服务来和我的同学开玩笑,所以我想都没有想就回了一句“肯定在广州!这些小把戏是骗不了我的。”但我妈这次真的是自信满满地跟我说“我真的已经到了外国啦!不过,这是什么国家我还真不知道。现在妈有事情要忙,迟点再聊。”说到这里,电话就挂了。

“什么国家我还真不知道。”对于一个出国的人,应该清楚自己身处哪个国家吧。作为一个考虑周全的人应该在出国之前就有详细计划吧。不过按照我妈“不用想了,先做了再说”的一贯风格,“不知道在哪个国家”倒还是比较符合我妈的办事方法的。尽管如此,当时的我真的懵了。

坐在我旁边,一边吸烟、喝茶、一边看电视的我爸在我挂了电话后问我:“你妈出国啦?”在我的肯定回答后,他又继续吸了两口烟,喝了口茶。我还以为听到这个消息爸会觉得很惊讶,但没有。“那你愿意和她一起到外国吗?”反而是接着的这个问题让我吃了一惊。

让子女出国,是很多父母的理想,我爸妈也不例外。其实在很早之前我爸已经有让我到外国留学的计划。记得第一次我爸和我提起想送我到外国留学的时候,应该是五年级的时候吧。放学后我爸用摩托车带我回家,路上不知道他是有意还是不经意地跟我说:“舜啊,爸我有个想法。等你毕业以后就送你到要么加拿大或者澳洲去读书。你觉得怎样?”那年是2001年啊,刚好在美国911事件过后不久。我当时想都没有想,马上就答了一个字:“不!”

因为当时是恐怖袭击的时候,很多人都对外国的安全感到害怕,起码电视新闻是这样说的。但怎么也想不到,几年之后的我对出国的欲望是这么强烈。

在和我妈通话几次,确定我妈所身处的国家之后,我爸还是把这出国的事情给否决了。当时我也没有什么失落感。虽然我的确有颗到外国长长见识的心,但鉴于我妈身处的国家是泰国,其身份又是难民等不稳定因素,便把我出国的念头给扑灭了。毕竟在许多中国人的眼里,泰国是一个比较乱的国家,经济比中国还要落后。因此还是打算继续留在中国,等待一个更稳定的时机。

之后的几个月,出国这件事完全在我的生活中给剔除了。爸对这件事再也没有提及过,我自己也没有再去想过。老老实实、平平安安地从初中毕业,升上高中。

17岁生日后不久的一天,放学回家,吃完饭后,我爸把一叠什么东西递给我,然后用很平和的语气跟我说:“这是你的机票和护照,签证已经帮你办好了,而且已经和带你过去的我的朋友吃过饭了。起飞时间是在四个星期之后。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马上给你妈打个电话,让她到时候在机场接你就搞定了。”已经完全把出国这件事抛于脑后的我对于这一切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反应。我爸看出了我的疑问,他继续解释道:“其实我也不希望你去泰国和你妈一起生活,毕竟在那里学习和生活都是两个很大的问号。但过去这几个月我已经想得很清楚,让你出去还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解决方法?”我问。“没错。记得那两次街道和派出所的人到你学校找你麻烦吗?”我点了点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出国是最佳解决方法了。当时我听到你第二次被他们骚扰,马上就通过关系和他们交涉,最后就和他们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在你18岁法定成年年龄之前他们都不再骚扰你。现在你17岁了,也就是还有不到一年这张未成年牌就失去效力。你出国也可以在生活上帮助你妈,毕竟那个女人(他俩离婚后彼此就开始用“那个女人/男人”来称呼对方)一点英文也不懂。至于这边的收尾我会帮你收拾。”


我们在曼谷住的房子。2008年


我们的房间。曼谷,2008年

2007年2月,我爸眼里那只羽毛还没完全长全的小鸟在他的安排之下,顺利地飞到了泰国,到了我妈的落脚点。

我妈住的是一个在泰国比较普遍的两层木屋。楼下是昏暗潮湿的冲凉房和厕所。木楼梯正对着的是一个经常被水淹着、有时候会因为食物残渣堵塞而发出味道的排水口。虽然有轮流卫生值班的制度,但是有时候还是来不及清理。冲凉房和厕所有时候会见到蜈蚣和蚯蚓之类的昆虫;噢,蟑螂出没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房子一楼的肮脏的盥洗室。曼谷,2008年

这使我想:“究竟我是否应该在这个地方住几年呢?不对,这不是住几年的问题,如果没有第三国的接收,我们可能会困在这里一辈子都走不了。”我看着我的返程机票,脑子里面就想起我爸在我离开前跟我说的一句话:“如果情况真的太糟糕的话,就可以在两个月内,用这个返程机票飞回来,我会到机场去接你。”这时,我在国外生活的决心开始动摇了。但转念一想,毕竟是我自己提出要到其他国家闯一闯的,怎么可以在第一天就打退堂鼓呢?而且,这不就是锻炼自己的极佳机会吗?现在就放弃岂不是有点太逊的感觉吗?

就这样,在到达泰国的第二天我就把那张返程机票撕掉,扔进了垃圾桶。

当我决定要在泰国生活后,我妈就让我写一篇我上初中时被公安和居委会问话和为什么我要离开中国的文章。她说这是申请难民身份的必要材料。文章写完后,为了节省时间,我妈就拜托她的朋友帮忙翻译,这样就可以跳过联合国的翻译时间,算是加快一点点;联合国难民署的翻译大约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可能是因为申请人多吧。

过了大概3天,我的申请材料翻译好后,我妈就立马带着我到联合国难民署去递交材料。难民署离我们住的地儿大概40分钟车程,需要坐比较贵的空调巴士才能到。

下车后我妈和我走了一段很长的路,途中经过联合国难民署的正门,最后在一个不是很起眼的防盗门前停了下来。按了防盗门上类似门铃的按键,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来应门了,我妈就用半生不熟的英文说明来意,应门人开门让我们进去。

进去后,中文翻译就出来和我们见面,说由于我们来得刚好,人不多,所以就索性请面谈职员当天和我面谈。

其实面谈过程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只是与我核对了一下我材料上面写的事情和一些具体时间,没有问额外的事,可能是我申请的类型附属于我妈的关系吧。因为听我妈说她面谈的时候,除了问迫害经历以外,还问了她《转法轮》书上的一些基本常识,还让她炼了栋功的第一节。面谈后,难民署就给我印了一份叫庇护寻求者的证明,上面印有我的名字、照片以及英文和泰文的身份证明。翻译告诉我,这只是一个临时的证明书,和正式的难民证基本上一样,不同就是这庇护寻求者证必须每30天回到难民署续期。所以翻译叫我妈和我过大概30天就回来问结果。

实际上,刚过了一个星期,难民署就打电话说我的申请已经得到批准,让我们到难民署领取正式的难民证。得知我们已被批准正式的难民身份后,我妈和她的朋友都非常高兴和惊讶。因为大多数人从递交申请到获得身份需要大概6个月或者1年的等待时间,对我一个月左右就得到批准都感到不可思议。所以我妈和她的朋友在我拿到难民证后,去大吃了一顿来庆祝一下。

虽然难民身份批了下来,但实际上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很大的帮助。尽管泰国政府允许联合国难民署驻在曼谷,但政府对难民是有多种限制的,例如不能工作——泰国警方会在街上随时截查身份,如果发现某人是难民身份的话,就会移交到移民监;而且泰国不允许难民长期滞留于泰国境内,不像美国那样正式成为难民后就有机会申请绿卡,所以难民们会最终被安置到第三国。这难民证,或者我叫的难民纸,在很多难民的眼里,就相当于一张通往第三国的门票。

虽然难民在泰国工作是不允许的,就连难民署时不时也会向我们发通知希望我们不要工作,否则会提高被送进移民监的风险。但为了生活开支,很多难民都冒险打黑工。我妈也是一样,在一个泰国华人开的餐馆做过服务员,在Lumpinee公园卖过小麦草水。不过这些工作都不长久,因为泰国查得很严,所以每个工作都是只有短短的三四个月;工资也不多,算是可以暂时缓冲一下生活的拮据。

鉴于这个特殊情况,或者可以说是残酷的现实,曼谷难民中心就是多数庇护寻求者成功获取难民身份后必去的地方。它是一个由天主教和难民署资助的非政府机构,为难民提供医疗、教育机会和发放生活资助等等服务;有时候也会举办一些教育讲座,帮难民们认识自己的权利;还提供一些课程,一方面让难民们的生活不至于太无聊,另一方面让他们学习一些有用的知识,提高能力,以使他们安置第三国后可以顺利地找到工作。

正式拿到难民纸后,我妈就马上带我到难民中心申请生活补助。

难民中心的中文翻译认识我,我面谈的时候刚好他有其他事情要忙,所以他就跟面谈的职员说我会英文,就让我不通过翻译直接面谈。面谈的内容和难民署的差不多,不过这里比较着重了解我们的生活需求,例如房租和每月饮食上的消费。面谈完后就会提交到上级等批准结果。

当我用我那三脚猫功夫的英文应付完面谈后,面谈职员向我提了一个令我非常惊讶的问题,说:“你是否愿意在难民中心做义务翻译?”我当时就呆在了那里,不知道怎样回答。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我这英文水平竟可以做中英翻译。我就很坦白地跟他说:“我这英文程度,你确定我可以么?”然后他就跟我解释到,其实义务翻译主要就是翻译一些简单的对话,不需要翻译一些很复杂的文章——当时难民中心的英文翻译已准备安置到美国去,所以难民中心急切需要一个中英翻译。

我当时没有马上答应,因为我还不是很清楚我能够胜任这个职位。回家后我跟我妈谈了这件事,我妈就说:这很不错啊,一来你可以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二来这也是一个锻炼英文的机会。


我在曼谷难民中心工作。 2008年

几天后,我就又去了难民中心,接受了这个挑战。

义务翻译虽然说是义工,但是对于难民义工来说,还是会有一定的额外生活补助的,所以这也可以说是一笔数目不大的收入吧。

这里可以说是一个令我眼界大开的地方,因为在日常工作中,我可以见到很多不同的人。来申请政治庇护的人有很多,占大部分的首先肯定是法轮功,其次是六四民运和计划生育的人。

有一个姓蔡的老先生,在泰国呆了20年左右的时间了。他每个月都会到访难民中心两次左右,主要就是来领取中心派发的每月生活补助并看病。他个子不高,大概四尺七八左右。他的右手是受过伤的,挂在他的右胳膊上好像一块木头一样,完全不能自由活动。

有一次我见他坐在等候厅里的长凳上等待医务室的医生,就过去跟他聊了一下。他这人非常健谈,我还没有问什么他就开聊了。从他的谈话中得知,他是在文化大革命时,由于对共产党的所做所为看不过眼,毅然在墙上写“打倒共产党”等大字,因此被军队射伤了右手,并判劳教。出狱之后,他就逃离中国到了泰国。到了泰国以后,开始办《中国民主通讯》期刊。但因为经济条件问题和对电脑不熟悉,所以他出版的期刊都是用他还健全的左手一笔一划抄写的,一直坚持好几年了。他真的很不幸,一直没有第三国愿意收留他。

认识他后我才发现原来共产党真的是这么狠心对待平民。虽然平常我看过一些这样的文章,但是亲眼见到这么严重的受害者,这还是第一次。以前我还以为文革都过去了这么久,政府应该不会找这些人的麻烦了吧,但通过和蔡先生的对话,令我这个看法彻底改变。

除了帮需要看病的人做翻译之外,我还会帮需要和联合国难民署安置代表见面的难民们做登记和翻译。难民署安置代表会定期到难民中心见面,为的是给难民们提供一个窗口,让一些进入安置程序的难民能够询问个案进度。

有一位谢先生可是和难民署代表见面的常客。每次见到他,他都是带着墨镜,肩上挂着一个有点大得夸张的单肩包。我是给他翻译时,觉得他的口音好像是广东人,然后我就用广东话问他是不是广东人。他听到我也是广东人以后就非常开心。他说在外头见到一个同乡可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以后他每次到难民中心时,都会找我聊天。他家里有妻子、女儿和儿子。据他说,他儿子和我的年纪差不多大。所以他经常就把我当作他的儿子一样。

谢先生是一位民运人士。他参加了19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六四”镇压后就加入了中国公民自由联盟,提倡纪念“六四”。因此,他和家人就经常被警方骚扰,无奈之下只好逃到泰国,成为难民。

除了为中国难民提供翻译外,有时候我也会跟其他同事到外省视察一下泰国和老挝边境的老挝难民。由于泰国政府只允许部分老挝人进入曼谷边境,而且不允许他们通过泰国关口安置到第三国,所以有很大一部分的老挝难民只能困在边境上的难民营内。虽然联合国和难民中心会提供一些生活援助,但大部分都是靠他们在难民营内的一片田地来种蔬菜和水果,而且还自己养鸡等;孩子们的学习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见识了这么多不同的人和事,使我的眼界开阔了,也让我在泰国的两年的生活非常充实。我们第三国安置的信息迟迟没来,我和我妈就做了个长期留在泰国的决定。反正在泰国生活习惯了,炎热的天气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加上我的泰文已经到了可以和本地人随便聊天的程度,所以留在泰国,感觉还可以。

不过,上天就是不会让人有三天安稳日子过。当我们真的在泰国的生活变得安定,并且做好在泰国长期生活时,美国给我们发来了一封安置接收信,并且安排我们在两个月之后飞到美国。收到这封信我当然是非常高兴,因为毕竟等了这么久。但是也觉得好像有点迷糊了,用了两年才适应了泰国的生活,现在却突然间又要来一个大转变,真的有点受不了。虽然这样想,当然我是不会放弃这个去美国的机会的。

就这样,两个月后,我和我妈就在安排下,于2009年2月顺利到达了美国。

刚到达美国的感受,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蛮好笑。当时从泰国起飞的时候,是2月份,泰国刚刚过了为期不长的冬天,炎热的天气已回到泰国,然而,在地球另一边的美国,冬天还没有完全过完,所以当飞机着陆,打开舱门后,那寒气马上就涌进我的体内——这时我真正感受到冬天寒冷的滋味。

下机后已经是凌晨的两点钟,经过20多个小时飞行的我们已经很疲倦。一出到机场的接机大厅,有一位先生就走上来问我们是否从泰国刚到达的。确认我们的身份后,这位先生就跟我们简单地做了个自我介绍,说他是当地安置机构的员工,是负责把我们从机场接到为我们预先租好的出租屋的。由于当时已经很晚,我们也没有问太多,径直跟着他上了车。


我和母亲在波士顿唐人街。2009年

一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这是一个半地下室的房间,靠马路的一边有窗,而相对的一边是在一个山坡里。虽然不是很称心,不过总比在外面冰天雪地里过夜好吧。由于太累的缘故,等机构的职员跟我们说了第二天的安排后一离开,我们就在沙发上睡了。

第二天早上,另外一位机构职员就过来把我们叫醒,接我们到机构那里办理我们在美国的手续。

在机构里,个案负责人和我们见了面,她在自我介绍后,就向我们介绍这个安置机构的基本情况和接下来一个月我们需要过的一些零零碎碎的手续。

这是由路德教会资助的一个非营利机构,主要为安置到美国的难民们提供个案管理、就职介绍和基本法律援助等服务。感觉就好像与泰国的难民中心提供的服务差不过。从个案负责人口中得知,原来难民安置的过程还是很复杂的。当一个庇护寻求者在泰国正式得到难民身份后,这个个案就会转送到难民署的安置程序;该程序在审查核实难民的身份后,就向所有接收难民的国家投递难民的档案——接收难民的国家主要有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的荷兰、芬兰、挪威等国家;美国在收到难民安置档案后,会再进行一次更详细的身份核对,最后再决定是否批准入境;当难民档案通过审查后,就会转送到美国国内的一些非政府机构处理,来决定当地是否能够接收——我们身处的机构就是其中之一。

接下来几天,机构就会为我们办理社会安全号和就业许可证等;这两者对于我们在美国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州政府会对我们提供为期8个月的生活补助,而且还有粮食卡。基本上我们的短期生活就都给安排好了。

经过一个小时左右的面谈后,个案负责人基本上解答了我们的所有问题,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跟我解释到,就是我的学习问题。我就忍不住问她:“现在我最需要的是教育,请问我可以进入公立学校吗?”听完这个问题后,她说:“这是个好问题,我还真的没有想到。”说完,她就翻了翻我们的档案,脸色从开始的微笑慢慢转为同情,然后跟我解释道:“由于你的年龄刚刚超过18岁,所以按照美国的教育年龄来说你是不能够进入公立高中的。所以你唯一的选择就是就读社区学院或者大学,而且费用机构是不能帮助办理的。”这个消息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对于连高中文凭都没有,而且在泰国休学两年的我来说,要进入社区学院或者大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上经济原因,能够租得起房子已经算是可以偷笑的了,所以自费就读社区学院或大学更是不可能的事情。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除了体检和办理其他必要的手续之外,我和我妈都没有离开房子一步。初来乍到,没有网络和地图,连自己住的是什么路、外面有没有公共交通都不知道;加上适逢暴雪,气温降得极低,而且时差还没有适应过来,除了在家睡觉外就没有其他事情可做。这睡可不是一般地睡,而是一睡就10个多小时,不要说把在飞机上的24小时睡回来了,我想可能连在泰国熬的夜都全部补回来了;加上当时是冬天,日照时间比较短,所以可以用“生活在黑暗中”来形容这一个星期的生活。

安置机构的主任得知我们的情况后也知道这样不是办法,就联络了我们的房东乔治,介绍给我们认识。乔治得知我们的情况后,非常热情地帮助我们,不只带我们到附近的超市和商店,还特意帮我们买了地图让我们熟悉周围的环境;当得知我们上不了网时,就马上帮我们问楼上的邻居借用他们的无线网络,好让我们和家人联系和搜索信息。乔治可以说是我到美国后,除安置机构外,最热心在生活上帮助我们的人。

乔治在拜访我们几次后,渐渐和我们熟络了。他告诉我们他从黎巴嫩刚到美国的时候,和我的年纪差不多,是一个人过来的,几乎什么都没有,后来半工半读,终于在几年后完成了学位,然后就自己建立了一个进出口的公司,都是很艰难的,慢慢地打拼到现在的生活水平,所以当得知我们的情况后,非常同情,二话没说就马上过来帮助我们。

初抵麻州的被安置难民,麻州政府给提供为期8个月的安置过度期的资助金,加上粮食券等政府补助,基本上可以维持生活。“8个月”听起来好像时间很长,实际上一下子就飞过去了。在这段时间我和我妈都在努力找工作,可是过了将近4个月都找不到一份简单的工作。我和我妈在市中心里面所有店铺都问过是否招人,结果没有一个有职位空缺;像西尔斯百货(Sears)这些企业,我也去面试过做收银的,但是面谈后就没有任何消息,石沉大海。

对于我妈来说,找工作就更难了。在伍斯特(Worcester)这个城市,中国人很少,我妈又不太会说英文,所以没有人愿意请她。虽然在波士顿可以找到很多带小孩的工作,但试了几份,要么因为我们没有车,去不了,要么就是雇主因为家庭原因把我妈辞退了,情况很不稳定。

对于这个情况我们去向安置机构反映过,但是他们也是表示无能为力,能够为我们做的就是向和其机构有合作关系的一些企业填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怎么也安排不到面谈。

后来我们把找工作的困难告诉了乔治,他就马上请我和他一起去帮他属下的几个房子做装修,并且会支付工钱。虽然钱不多,但起码不至于让我成为负资产。过了没多久,乔治打听到一个由政府赞助的、为21岁以下年轻人提供教学机会的中心,里面提供GED(普通教育发展证书)、驾驶证考试及就业免费培训。

当时乔治得知这个信息后非常兴奋,因为终于帮我找到了一个学校。但我在那一刻犹豫了,因为毕竟已经3年没有读书,担心自己还能不能跟得上,而且自己的英文还是马马虎虎——尽管房东还有很多人都跟我说我的英文已经很好,但我还是没有那个信心。不过既然是免费的,而且自己的目标就是要继续完成学业,所以就决定死马当活马医:去就去,算是挑战一下自己。

办完所有入学手续一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这个学校。

未入学之前以为学校里面的学生会歧视我,因为我是这所学校内唯一一个中国学生;就连里面的老师们也有这个担忧,所以在第一天的时候跟我说如果有人欺负我的话,他们会尽力帮我解决。其实,我的担忧可能是因为平常看的校园暴力的电影太多吧,但实际上和里面的学生交上朋友后,他们不但没有歧视我,反而很大方地和我聊天,对我在中国的生活非常好奇。对于他们的问题我也没有什么掩盖,尽量用我那有限的词汇量来跟他们描述我在中国的生活和经历以及为什么我会来美国。

我在学校里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不适应美国的口语,或者说是俚语吧。这些日常用语基本上很难在学校的英语教科书上见得到,再加上英语有地域性的差异,有时候我说的一个词在美语里意思会有点出入,所以经常会不经意地闹一些小笑话,有时让同学和老师摸不着头脑。为了跨过这道坎,我就每天看美国的新闻和电视剧,当然连最市井的《居家男人》(Family Guy)都看;实际上越市井的越好,因为平常说话的时候都是口语化,没有像新闻那样先起稿的。就这样我从带字幕慢慢过渡到不需要字幕的帮助可以看完整个系列;当然平常还少不了要和同学聊天啦。

入学后第一件事就是着手考GED。GED就是类似高中文凭的一个证书,主要是为没有拿到高中毕业证的青年打造的,而我就是其中一位;GED比高中文凭要求的科目要少一点,而且及格要求也相对低一点。

这GED所考的科目对于我来说最难的不是阅读,而是写作。对于在中国的应试教育中长大的我要完成阅读考试是基本没有难度的——只要从答案开始看,然后,从文章内提取回答题目的信息就搞定。写作就有点不同,首先是因为我的第一语言是中文,要写一篇完全地道的英文文章是非常有难度的;第二,写作向来是我的弱项,别说是英文,就是用母语写一篇文章都要杀死我不少脑细胞。不过好在写作题目只有3个,所以,也是应试教育训练的成果,我就用功地把这3个题目都练好,到考场就可以不用想,直接从脑子里提取出来,打印到卷上。

除了阅读和写作外,这GED和中国一样也要考数学和基础科学知识,不过这些题目都是中国的初中水平,所以我用了大概两个月就把GED攻下来了。

接下来学校的第二个环节就是考驾驶证。经过考GED后我想考车对于我来说应该没有任何困难,所以第一次坐在驾驶座上我是信心满满的,但第一次试开就把教练吓得差点心脏病发作。没办法,唯有按照教练的指导慢慢学。结果是,竟然考了3次我才拿到驾照。

学校里的第三个环节就是职业培训。学校提供行政办公助理、医疗助理、医院办公助理、烹饪等职业培训,我就选了行政办公助理这个项目。行政办公助理主要都是电脑工作,吻合了我的兴趣,而且其要求完成的我基本上都有认识,都是电脑基本操作和微软办公软件(Microsoft Office)的应用等。我的最终目标是要进入大学,所以我就选了对我最容易的科目,以尽量缩短我在这里的过渡时间。

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我用了不到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职业培训的课程完成了。

生活并非总是如愿进行的,我的8个月的难民补助费也在几乎同一时间结束,本来打算读完这个职业培训学校后直接去读大学的计划唯有暂时中止。好在这所职业培训学校听到我的情况后,就介绍我到一个大学的厨房里工作,虽然工资不多,但我还是答应了这个工作。

因为经济和家庭的关系,我未能开始我的大学学业,但对于刚来美国的这几年,收获还是蛮大的。

回顾我这二十几年的人生旅程,虽然有起有落但还是稳步前进。就好像在大海中航行的水手一样,必须在海浪中累积足够经验才能成为船长来决定航行路线。虽然在几次中转港口时,曾因为一些小风浪而想放弃,但每逢此时父母总会支持我,助我继续我的旅程。如今虽说停泊在自由港,但下一个旅程实际上将从这里开始——在稍微补给后,我会继续指挥我的船只在这个人生的大海里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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