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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 29 日,倡导“非暴力不合作”理念的 唐荆陵 律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五年徒刑。2014年5月,他因组织学习和研讨“公民不合作运动”,准备纪念“六四”25周年等活动,被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与他一起参加活动的袁朝阳、王清营也被以相同罪名分别判处三年六个月和两年六个月徒刑。 唐荆陵表示他不会提出上诉。在这个声明中,他详细说明了为什么不上诉,因为在中国的法院系统里找不到公正:“在法院堂皇的大楼里,我们可以看到庄严华丽的陈设和装饰,看到衣冠俨然的政府雇员,唯独看不到法律,更看不到正义。”他重申将致力于推进公民不合作运动,而这正是他被定罪的原因:...
2016年1月29日上午9点半,广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对维权人士唐荆陵、袁朝阳、王清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作出宣判,他们分别被判刑五年、三年半和两年半。唐荆陵及其辩护律师认为,唐荆陵宣扬“非暴力不合作”理念的行动不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其言行未超越《宪法》规定的权利范畴;没有相关证据可以指证唐荆陵等人使用了造谣、诽谤或其他形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三人的律师均为他们做了无罪辩护。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刑一初字第167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唐荆陵,男,1971年10月28日出生,...
11月18日,在联合国此次审议中国遵守《禁止酷刑公约 》情况的第二天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以其惯用的娴熟方式来回应禁止酷刑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专家提出的具体问题:列出长长的、文不对题的统计数据;列举官方的法律法规;在描述实际做法时大而化之、笼而统之,没有衡量进展情况的标准或基准;并强调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以此作为其信息不全或制止酷刑措施不够的借口。此外,中国采取一个新的手法是强调文化差异,将其法律中缺乏对酷刑的全面定义归结为中文的“酷刑”难于与公约中内容广泛的酷刑的概念相一致。 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多次作出不合情理、有损于其信誉的回答。举例如下: 单独关押不是一种处罚措施, “...

最后更新于:2020年7月9日

709大抓捕迫害了300多名律师、法律工作者和维权人士。下面的图表总结了他们被指控的罪名、刑期以及他们后续的状况(更新至2020年7月),排序以罪名严重程度和被羁押时间长短为标准。

  •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全文,英文中文

中国于1988年批准《禁止酷刑公约》。

人权理事会由联合国大会于2006年3月15日设立,以取代备受批评的人权委员会。自设立以来,人权理事会一直作为全球性政府间的主要人权机构行使其职责。根据联合国设立人权理事会的决议,人权理事会的职责包括:

专题和国别任务的特别程序都可以开展访问,调查特定国家的人权状况。访问后,任务负责人将向人权理事会提交调查结果和建议报告。

访问程序先由任务负责人向联合国成员国递交访问申请。如果该国同意,将发出邀请,在双方同意的日期进行访问。不过,该国可能在任意时间向任务负责人在没有申请的情况下发出邀请,人权理事会和人权高专办也可建议前往访问。 可能会导致发出国别访问邀请的若干因素包括:与专题报告或研究有关、一国近期的人权状况变化、出于实现地区平衡考虑的某项任务,以及可能会造成影响的访问。

特别程序联合制定了标准的职权范围,列明了成员国向任务负责人发出邀请时应当提供的保障:

 (一)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限制区域内的行动自由,包括提供交通便利;

 (二)调查自由,特别是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容许进入所有的监狱、羁押中心和讯问地点;

(2) 联系中央和地方政府各部门机关;

2013 年 10 月 22 日,人权理事会在日内瓦对中国进行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在审议期间,137个联合国成员国参与同中国代表团的互动对话。会议审议了中国落实2009年第一轮审议时所接受的建议的情况,以及在履行其人权义务和承诺中出现的新问题或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风雨中坚守:香港迈向2017年及其后 从两方面来说,2014年是意义重大的一年。这一年是中国政府对1989年民主运动进行镇压25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年里,天安门母亲和其他争取正义的人们坚持不懈的抗争提醒着我们,中国政府不能再逃避责任,对六四镇压民众的暴行必须做出回应。这一年也见证了民众政治意识的涌动,尤其体现在为守护香港的未来而举行的影响深远的公民不服从运动。这一和平的民众动员行动不仅在香港历史上持续最久,而且在社区的精神建设和富有艺术表现力方面也独树一帜。 这场为期75天,被称作“占中运动”或“雨伞运动”的抗议的导火线是2014年8月31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中国人权: 谢谢你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现在正是香港人民争取民主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时刻,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你是香港著名的资深律师,曾经鼓舞了一整代人,包括我们这些一直在国外从事法律工作的人。你是否可以先大致介绍一下目前香港普选所面临问题的法律基础? 李柱铭: 30年来,我们一直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运作。我们是在中国对香港基本政策的范围内争取民主。中国在香港的小宪法《基本法》中向我们承诺了普选权,但却拖延了两次,而且每一次都是五年。 直到最后,我们才被告知可以在2017年普选产生特首。在今年8月31日,北京又决定,虽然香港民众可以在选举中“一人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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