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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

本书解构了关于中共统治中国的最后幸存的神话之一:从1949年“解放”到1958年开展大跃进,那段时间是中国的“黄金时代”。许多生活在中国以外的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相信这一说法,即那是中共以非共产世界也可以尊重的方式统治中国的时期。 《“解放”的悲剧》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做到了这一点。冯客是一位“震慑”派历史学者。在他的前一本书《毛泽东的大饥荒》中,他搜集了大量中国大陆官方档案中的证据,并把它们与其它公开发表的内容巧妙地交织在一起。 冯客认为,从一开始,中共就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控制其征服的国家。因此,中共立刻放手对整个社会使用恐怖和暴力,就像毛泽东从1940年代初为在党内进行控制一直在做的...
1972年5月,我第一次去中国,此行仅在尼克松访华后3个月!我陪同丈夫孔杰荣(Jerome Cohen)访华,他是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一个小型代表团的中国顾问;该联合会在两国敌对23年之后,应邀与中国进行首次科学交流。从香港穿越罗湖桥进入“共产主义敌国”——红色中国——很具戏剧性,因为尼克松访华之前,我们的政府禁止我们入境中国。 我们拖着行李,从香港边境过桥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候车室。室内放置着巨大的手扶皮椅沙发,沙发用沙发套保护着;还有一摞摞中英文杂志,宣传建设中国现代化的英雄——工人、农民和士兵。 我们立刻被淹没在四周的革命歌曲之中——这种战斗的旋律随后在火车上充斥我们的耳膜,...
对我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文革——这一来是因为文革本来就是件大事,二来是因为年龄:1966年,我19岁,正在成都上高中。 我是高中66届。后来,人们把高中66届、67届、68届以及初中的这三届统称为“老三届”。老三届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学的专有名词,老三届之所以成为相互认同感最强的一代,那是因为他们有着一段特殊而又漫长的共同经历:先是在学校参加了两年半的文革--因此他们被称为红卫兵一代,然后又都被下放到农村--因此他们又被称为知青一代。老三届“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原本是共产党一手塑造的产物,可是,文化革命的风云变幻和农村生活的沉重艰辛,迫使他们思考与怀疑,其中一些人萌生出反叛意识,...
政治学者黎安友畅谈了他对中国与国际人权体系的交往、中美之间围绕价值观的争论,以及中国一直存在的人权问题对全球安全的影响等议题的思考和见解。
“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 高文谦 选摘: “特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这次事件是由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这跟以往不同。以往往往只局限在某个地区、某个行业,而这一次是跨地区、跨行业,形成一个全社会的公民行动;不仅是新闻界同仁纷纷起来用各种方式声援南周,而且现在已经从南周延烧到北京新京报,全体员工的集体拒绝刊登;还有一个是草根维权民众与社会精英结合起来,而且两岸三地的学者都站出来发表声明,还包括平时不大出来的儒学大老、影视界明星也都用各种方式发表声明或表达自己的看法。” 看视频: http://youtu.be/QZoaNZw40Kc
中国人权:中共十八大已经结束,你对此有什么评论? 高文谦:中共十八大折腾了大半年,现在总算是谢幕了,所有的人大概都松了一口气, 中国人权 的这个中国政局观察系列也可以告一段落了。如何来评价中共十八大,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是党国体制,党盘踞在整个社会之上,垄断掌控一切。十八大的结果,不仅事关中国未来的走向,而且对世界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是研究中共党史的,如何给十八大定位?我想,即便是从中共党史的角度来说,十八大在历史上的定位也将是非常负面的,可以与文革时期的中共九大有一比。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当政者又一次错失了机会,像九大一样逆历史潮流而动,...
严酷的考问 作爲八九运动的亲历者之一,六四大屠杀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运动在我的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失败,即便在现实意义上失败了,也至多是悲壮的失败。相对于以实力暂时取胜的专制政权来说,八九运动在道义上具有长期优势,在我批评这一运动的时候,仍然怀有这样的坚信。
几十年来,观察中国问题的专家一直不看好会有一个有活力的中共反对派崛起,他们认为共产党的铁腕太严酷、政府的控制太严密,公民不可能组织起来。 但是,2011年初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抗议事件,不仅让党,而且让全国都震惊了。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城镇 乌坎 、 什邡 和 启东 变得家喻户晓,而且成了今后抗议活动的榜样。在这几起事件里,当局都因面对出乎预料的强大的民众愤怒,和运用网络和社交媒体、组织良好的反对派,而不得不做出让步。 2004年我第一次写关于抗议的文章,那时中共的喉舌刊物《瞭望》周刊报道说,中国在2003年发生了超过58,000起重大社会骚乱事件,参加人数超过300万,比2002年增加了15%。...
日益频繁的社会抗争事件,以及经济不景气,不仅使各地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也使中国政府的维稳面临经费严重不足的境地。 “维稳”的庞大支出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中国各地政府对资源过度抽取,导致民间社会反抗直线上升,群体性事件逐年增长:2005年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 1 ,2008年为124,000起 2 ,2009年高达28万起 3 。 中国的社会反抗类型由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特点所决定。中国经济的增长依赖房地产与石油重化工业、矿产等资源性行业,社会抗争也就集中在这几大领域:第一大类型是土地维权,在城市里是住房拆迁,在农村里则是征用土地。第二大类型是环境维权,...
英文书名:《刘晓波、〈零八宪章〉和 中国政治改革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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