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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政治改革

今年这个狗年不是一般的狗年,而是六十年循环轮回的戊戌年。回望之前最近两个戊戌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了,中国走了大弯路;1958年,大跃进,又失败了,中国再次走了大弯路。这一个戊戌年,中国是不是能有“狗屎运”否极泰来?
许教授的文章是对习近平的呼吁;既集权,请办大事。他所指的大事,既不是武统台湾,也不是成为国际领导,而是司法独立,强化人大功能,容忍多元媒体。这无疑是在与虎谋皮,既然目前的倒退是习一手指挥的,怎么可能指望他来办民主大事。现在又到了清未改革与革命赛跑的时候。改革可以是革命性的改革,革命也可以改良式的革命。
中国和越南这样的国家,虽然在经济层面实现了有限的自由化,但也并非是新权威主义所持的先集权后主动放权的路径,而恰恰都是伴随权威的衰落而做出的不得已的选择。在中国,可以肯定的是权力的集中不但不会推动政治体制的转型,只会是社会遭到更加彻底的压制,民众面临更加深重的灾难。
1978年重启的大转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三次改革开放”。时至今日,本当是最后收束时段,期期于踢出临门一脚,却没想不进则退。不仅“改革空转”,虚与委蛇的“假改革”流行,而且,打着改革旗号的“反改革”,不期然间,均同时出现。当下时代急务,既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则必须首先奋起保卫“改革开放”,捍卫“1978”。否则,不进则退,伊于胡底。
中共一向厌恶选举,尤其厌恶普选,因为普选票基数巨大、且高度分散,使得操控普选的难度很大,操控露馅、操控失败的机率很高。相比较而言,操控小圈子间接选举就要容易得多。但是,无论如何,普选也罢,间接选举也罢,都必须是真选举,否则当不起“民主”二字。
我们追求的新制度是一人一票的定期选举、权力分治、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新闻出版自由等,这些都没错,但民主的根本问题依然是自治和保证自治,这就要求现代民主制度把政治彻底地归还给所有的公民和自治体,让政治回归公民政治。
人们通常会认为当下由科技支撑的极权统治,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密,任何异己都没有生长空间。是不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极权统治便没有了变化的可能,从此只能按照极权的逻辑发展?我认为不会的,有时极权体制内的一个很个别的环节,都有可能导致整体的崩坍。
一个实行宪政法治的国家是很容易走向民主的,中国之所以还未走向民主,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宪政法治。在全球化的生产要素流动阶段,一个非资源大国,要实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没有宪政法治作为制度基础,是无法达到其目标的。所以,改革政治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
2005年,赵紫阳终于获得了自由。但这个自由,是死亡赋予他的。而他曾任总书记的那个党,他曾任总理的那个政权,对他实行了终身软禁。这是何等样的──“中国特色的残忍”!这一死,这一坚持人道底线,坚持不让步出山,坚决拒绝检讨,拒绝自贬、自罪、自虐之死,这一不惜失去自身权位和自由而坚守尊严之死,突破了中共的政治传统,升华了赵先生的政治人格。
2017年7月13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博士在经受了长期持续的政治迫害和文字狱之后与世长辞。刘晓波百折不挠追求自由的精神;知行合一、坐言起行,争取民主、捍卫人权与人的尊严的精神;对中国宪政道路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是他身后留下的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刘晓波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争取自由民主的伟大事业,他将与大海同在,滋润中华大地,泽被世界文明。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不知其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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