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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政治改革

(在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展望论坛的讲稿) 只有上帝才能预知未来——西谚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他说,“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胡锦涛 中国的转型政治将在未来十年内拉开序幕,剧本尚未写就,也永远无法写就,孙黄未竟事业,端赖诸君身上。 一,知几知彰 社会是相当复杂的,人的智力也是有限的。很多时候,人能够观察到一些迹象,子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君子见几而作,不终日。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1867年,曾国藩和其幕僚赵烈文谈当时的清政权是,赵烈文认为清政府如抽心一烂,土崩瓦解,必不出50年,且不能偏安江南。事实上,固然不出50年。所谓天道有常,不为尧存...
“六四”之前整个中国呈现出的演变趋势是指向自由民主的。“六四”阻断了这种演变趋势,改变了社会氛围与集体心态。“六四”后的经济改革和“六四”前也有着根本的差异。中国这40年的改革并非前后一致。其间确实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的改变。以“六四”为分界点,改革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目前香港的民主派阵营最需要的是一个凝聚社会共识的政治纲领,也需要一个清晰的应对北京顽固派的有效策略。群众运动必然会呈现高潮和低谷交替的现象,但是如何推动民主高潮的再次出现并且通过民众的参与来巩固民主诉求的成果,则是当前香港民主派应该解决的课题。
寸土必争:在香港社会每一层面,只要领导层是由选举产生,支持民主的人士就要想方法透过选举胜出,扩大民主声音的话语权。支持民主人士要全民皆兵,老、中、青总动员,去抢夺位置。巧妙地把建制力量继续把持这些公民社会团体对香港民主法治的未来,构成的危机清楚展现出来,刺激公民积极投入选举,为改变带来契机。
奉劝访民朋友们把上访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思考和践行怎样推翻这个绑架国家、挟持政府、奴役人民的共产专制独裁政权,建立宪政、法治、民主制度上吧。这是一劳永逸的从根本上保障我们及后世子孙人权的最佳出路。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维稳从政治领域的角度观察,在事实上能够形成的恰好是中共政权的非法性,同时,中共越来越规模化的维稳形态必将导致维稳序列的溃败,这是一种无限细分的衰败过程,意味着维稳的最后必然会变成除习近平之外所有的大陆人口将由执行维稳、观看维稳到被维稳。
对今天的中国政府而言,经济就是政治,经济还是服务于政治,它是为了保住政权才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如果我们还不加紧推动政治改革,又如果经济形势恶化,许多民众不明就里,以为那都是市场经济之过,是西方帝国主义之过,反把真正的祸首当作救星,病急乱投医,在危机关头再一次拒绝正道又入歧途,事情就严重了。这种危险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当今,任何集权,不论是集于一人还是一两个机构,都是罪恶!因为历史上的大屠杀等反人类的罪恶都是在集权之后发生的。集权虽然可以干好事,但往往是干坏事的多。他表面的强悍是虚旺的,再加之其信仰的缺失,在足够强大的外界压力下,不排除其有崩溃的可能。
必须坦白承认,刘晓波绝非完人(这世界上哪有完人?);不仅不是完人,他的缺点实在是太多了——但我在这篇文章里不想谈这个问题,我只想纠正目前最流行的两种误解:一种是把他美化成神,另一种是把他丑化为魔,而这两种解读都是片面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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