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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人士

我的校友,我无法呼出你的名字,为自己在你的处境上的无所作为和无能为力。我们作为联署人,之所以还能享有自由;这全是因为你的担当而成。想到你,我就想到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这段时间的交往,让我深切感受到刘晓波在跟别人接触时那种深入骨髓的人格平等意识,明白了他为什么在那么多的圈子有好朋友。而且,我亲眼看到他为刚入狱的胡佳联系签名呼吁,为城乡户籍二元制下受歧视的“农民工”呼吁,为“三一四事件”后遭受严厉打压的藏人呼吁。
我看来,刘晓波之死是1989之后世界史上最重要的精神事件之一。刘晓波之死,也是一个巨大的痛苦象征,象征着崛起的中共专制政权对人类正义和良心的极大嘲讽,象征着西方对华绥靖政策的恶果和未来更大的威胁。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将越来越体会到刘晓波的死亡,乃是冷战结束之后人类精神史上的一个令人震撼的事件。
胡石根博学、敦厚和坚韧。在他的身上,融合了知识分子的谦和睿智和革命家的执着勇毅,在他知行合一推进民主的道路上,从未听到他“廉颇老矣”的慨叹,反而总透出少年才有的热忱。在709大抓捕中,胡石根获刑最重,当他满头白发站立在中共的法庭上慷慨陈词地“认罪”,我突然觉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亏欠他太多,为了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自由地有尊严地生活,他付出了自己的所有。
健康权和生命权是公民享有的天然权利,也是最基本的人权。现在中共的监狱里,还有王炳章、陈西、朱虞夫、吕耿松、陈树庆、陈卫、刘贤斌、郭飞雄、伊力哈木、张海涛等等。请给他们多一点关怀吧,他们是最黑暗的长夜里的一盏盏灯火,燃烧着自己,给我们的却是光明和温暖。
习近平当上最高领导人之后,中国政府的极权主义变本加厉,中国走向了与零八宪章背道而驰的方向。宪章是否就是浪费时间?问题很尖锐,但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宪章运动是被压制下去了,但宪章的理念并没有死去。政府方面殚精竭虑在全国范围耗时耗钱地压制任何类似宪章理念的长期努力,就是民主价值观对统治阶层形成威胁的明证。
这八年的时间,中国从后极权时代走向了新极权。晓波夫妇所付出的代价是受难者中所受最残酷的。他们夫妇的遭遇是这中国正在向黑暗沉沦的铁证。这完全和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极权时他在狱中的遭遇大相径庭。那时的他可以和所炽热相爱着的刘霞在狱中结婚,而在新极权治下的今天,他却只能被癌症,妻子被抑郁症,生而不自由,死亦不能自由。
2017年11月6日上午,隋牧青律师在黄琦的母亲及三位“六四天网”义工陪同下前往绵阳市看守所会见黄琦。他们到达时,黄琦正被提审,投诉其遭殴打一事。在等待会见时,隋律师约见了当值的副所长,要求对黄琦遭殴打之事尽速做出处理。隋律师在会见黄琦时,查看了他的伤情,其腿部淤青尚未完全消散。此前黄琦因误信错误信息而解聘了隋律师,在隋律师转述黄妈妈及亲友坚决要求他留任辩护律师的嘱托后,黄琦即刻书面委托他继续为其辩护。当日下午,在他们一行驱车赶赴成都美领馆通报黄琦境况的途中,在检查站约有七八个警察,四个全副武装的巡警端着冲锋枪,对他们进行了细致检查并非法限制他们人身自由1个小时。...
你走了,我无法来送送你,因为警方已经不允许我离开上海。好在我们都是重视灵魂的人,一个死亡的躯体实在算不了什么。只是这在任何地方都是人之常情,但在我们这里却遭到了禁止。你在尘世的一生,坎坎坷坷,受尽磨难,但愿你在天国分享安宁,在荣光中受用喜悦。
记得那天晚上,天水端着一碗烂糊面过来,深情的对我说:建民,为了将来一起战斗,保重身体,好好活下来,是我们现在的任务。他坚持看着我吃完了所有的面条,笑吟吟的把碗拿去洗了,回身时,偷偷的对我做了个V的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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