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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问责

当局极度怕六四躲六四的原因,恐怕只有一个:因为“事已做绝”,且做得很无耻,故而心亏得慌,“何以对天下”(李锐语)。干坏事的人心亏得慌,决定了无论他们多么处心积虑地掩盖真相、抹去记忆,把六四弄得似乎从未发生过一样,正义的历史法庭也必将会呜锣升堂,标志历史转捩点的历史大审判也必将会到来,虽然现在还未到来。
大屠杀将中国拨上自毁之道,政治上一路走到又一个“王朝末日”,山河污臭、社会腐败,虽然于无声处发聩之言不绝,而民众“岁静”不醒,中华民族不是“向何处去”,而是毫无出路。有人说,不会再有下一个“三十周年”了,所以不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尊严,都在临终时刻。
江林当时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名中校,她目睹了那场大屠杀,还看到了众将领如何徒劳地劝说中国领导人不要用军队镇压亲民主抗议者。那之后,当局把抗议者关进监狱,抹去杀戮的记忆,她虽只字不提,却一直受着良心的谴责。
参与六四烛光集会人士眼泛泪光(美国之音汤惠芸拍摄) “六四”30年来第一本记录“六四抗暴者”群体的新书《六四抗暴者法庭档案》出版。该书的编者是旅居澳洲的民运人士孙立勇,由美国劳改基金会赞助,明镜出版社出版。 “六四抗暴者”指被当局冠以“六四暴徒”的群体。他们在89民运期间,在军队进城后,以及“六四”镇压前后,拦截车辆、烧军车、号召市民反抗、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用堵塞交通等各种形式对当局的镇压进行抗议的人,多为普通市民。 该书作者孙立勇表示,“六四抗暴者”是1989年民运和六四镇压中结局最悲惨的群体,他们被判的刑期最重,关押出狱后遭遇最惨,最不受国际社会关注。 他举例当年19岁的赵庆,...
“六四”过去多年了,我作为“六四”事件的见证人之一,当时的情景现在想起来仍然是历历在目,惊心动魄。许多人和我一样,从小从教科书上学到的是只有国民党和日本军队会向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人民解放军绝不会向人民开枪,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种天真的想法将使他们付出血的代价。
六四血腥镇压已经过去30年,许多往事已经淡忘了,但6月4日当天亲历的两个杀人场面却一直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现在把它写出来,以纪念六四国殇日——中国现代史上那个令人心悸的日子。
这几日是“49年以后仅有的、短暂的新闻自由的盛大节日”,与之前新闻界发起对话有直接关系。他说,“政治领导人做了姿态,各个媒体从业人员也通过这个信号抓到机会,加以充分利用。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突破。”
记者是担当报导真相、传承历史的角色,对于亲历的六四的真相,更责无旁贷。梁慧珉在协和医院看到推着一叠叠的尸体,其中一位年青学生,颈上穿了一个大洞,仍然紧握拳头,双眼睁着,彷佛在诉说他死不甘心,那影像深刻烙印在梁慧珉脑里,三十年仍然不能释怀。
六四,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公共事件,事关无辜者的冤魂和正义的伸张、民族的历史真相和未来前途,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不可能永远沉默下去,必须对此有一个公开交代,交代来得越早越好。
今天下午看到的临沂监狱录制的视频中,全璋容颜苍老、神情呆滞、反应迟钝。他说话的时候,眼神飘忽,上一句话说完,下一句话要想上半天才磕磕巴巴说出来。这让我想起了当年被释放回家的李和平、李春富两位律师!我的心在滴血,我的心在嘶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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