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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王朝循环有四大根源:第一,国家政治制度中始终保留着最高权力不可分割和不可转让的因素;第二是军队隶属于个人;第三是政治权力是取得财富的工具;第四是长期的专制统治,使公民权和政治权利观念难于萌发和成长。
刘飞跃煽颠案是一场典型的文字狱以言治罪的政治迫害事件。这场政治迫害从一开始就违背我国现行宪法、法律。人权与人道是超越于一切政治与政权之上的,任何一个现代文明的政权都须符合其人道使命,其合法性在于它尊重保障人权、谨守人道底线,维护人道尊严。审判者应当知晓,谁也逃不过历史的审判!
你们今天对我的审判就是在审制一个国家的良心!是在逆历史潮流,我再一次重申我无罪!好的社会需要有人先站出来,有人倡导才能带动起来,这就是我们公民一类人存在的价值。坐牢也是推动社会进步,中国进步必需所要付出的代价。
唐荆陵是一名坚定的人权捍卫者,又是一名非暴力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从他发起的无数次公民不合作的行动中,我们看到了一名自由战士坐言起行的领导力与号召力。为着这样的理想,他被囚禁五年,母亲在他入狱期间病故,而妻子则被迫去国别家流亡海外。
单靠实施普通法,无法保障香港的法治得以维持,那出路在哪里呢?邓桢法官在演词中给予了他的答案:出路不在制度内,而在制度外——法官的角色重要但不是最关键,社会的力量才是。永远不要放弃或低估自己的力量。
无论是草根阶层还是精英阶层,把希望寄托于美国而不是自身,自己怯于抗争却希望美国撬动体制转型,都是一种道德上的不诚实。你渴望得到什么,首先应该自己努力去争取,有多大的渴望就付出多大的努力。这是做人的根本。
中国政治的当务之急是尽早实现从一党专政到宪政民主的宪政转型以及与此相随的道德重建,这也是中国政治在经历了党国体制干扰近一个世纪之后,回过头来再补课,完成“古今之变”的历史任务。宪政转型的主旨,无疑是要解决政府权力来源或国家政权合法性问题。
将近我一半的人生里,我没有爸爸。我害怕别人知道认识我的爸爸,我害怕他们的指指点点,我把爸爸这个单词隐藏在我内心的最深处,我逃避着他。这次警方在我爸爸出国前不让他来美国。这一次我不躲了,我选择反抗,郑重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希望我爸爸可以享受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可以出国来看看我这个离散16年的儿子。
在《零八宪章》发布十周年之际,本刊重新刊登《零八宪章》全文,以纪念刘晓波等先行者毕生的追求和奋斗,并吁请所有负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积极投身到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中来,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
中华沃土千里,青壮无数,可惜全被专制阉割成了植物人。因此,人权不仅仅关乎个人的利益和尊严,人权如残缺,对一个社会,必然导致社会堕落,对一个民族,必使民族性丧失,对一个国家,则必使国民性不复存在。剥夺人权的专制之下,只有顺民、奴民,“国”,只是统治者的家,对人民而言,形同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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