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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1989年那场民主运动轰轰烈烈的场面和血腥屠杀的场面,是中老年以上的那几代人难以忘却的记忆。和平演变,当然是我们的最高理想。但是没有暴力斗争的严重后果作对照,人家凭什么让你把他们的特权演变掉呢?没有以命相搏的决心,流氓暴徒们会向人民让步吗?和平演变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没有不付出代价的和平演变。
当局极度怕六四躲六四的原因,恐怕只有一个:因为“事已做绝”,且做得很无耻,故而心亏得慌,“何以对天下”(李锐语)。干坏事的人心亏得慌,决定了无论他们多么处心积虑地掩盖真相、抹去记忆,把六四弄得似乎从未发生过一样,正义的历史法庭也必将会呜锣升堂,标志历史转捩点的历史大审判也必将会到来,虽然现在还未到来。
开枪——杀人/杀人——开枪/和平请愿与手无寸铁/拄拐的白发与扯着衣襟的小手/决不能说服刽子手/枪筒打红了/双手染红了/眼睛烧红了/一粒子弹/一股浑浊的宣泄/一次犯罪/一种英雄的壮举
大屠杀将中国拨上自毁之道,政治上一路走到又一个“王朝末日”,山河污臭、社会腐败,虽然于无声处发聩之言不绝,而民众“岁静”不醒,中华民族不是“向何处去”,而是毫无出路。有人说,不会再有下一个“三十周年”了,所以不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尊严,都在临终时刻。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六四已经成为尘封的记忆。而“天安门母亲”却从来没有停止抗争。她们要求中国政府平反六四,但是她们的声音如此微弱,多年来,他们的遗孀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和经济压力,独自把孩子养大。希望“能为三十年前在北京殉难的那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点上一枝蜡烛,也为他们的亲人送去一份慰藉。”
江林当时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名中校,她目睹了那场大屠杀,还看到了众将领如何徒劳地劝说中国领导人不要用军队镇压亲民主抗议者。那之后,当局把抗议者关进监狱,抹去杀戮的记忆,她虽只字不提,却一直受着良心的谴责。
参与六四烛光集会人士眼泛泪光(美国之音汤惠芸拍摄) “六四”30年来第一本记录“六四抗暴者”群体的新书《六四抗暴者法庭档案》出版。该书的编者是旅居澳洲的民运人士孙立勇,由美国劳改基金会赞助,明镜出版社出版。 “六四抗暴者”指被当局冠以“六四暴徒”的群体。他们在89民运期间,在军队进城后,以及“六四”镇压前后,拦截车辆、烧军车、号召市民反抗、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用堵塞交通等各种形式对当局的镇压进行抗议的人,多为普通市民。 该书作者孙立勇表示,“六四抗暴者”是1989年民运和六四镇压中结局最悲惨的群体,他们被判的刑期最重,关押出狱后遭遇最惨,最不受国际社会关注。 他举例当年19岁的赵庆,...
之前中共不是邓小平一个人说话算数的。在“六四”以后确实是邓小平说了算,标志是陈云的一句话:我们这个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头子的中国共产党。因为一开枪,共产党在老百姓心中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为了保全这个党,陈云承认邓小平这个头子。
民间人权意识的普遍觉醒,无疑是六四留下的最重要遗产,全副武装的军队和坦克镇压了手无寸铁的民众之时,醒目的人权大灾难刺痛了人类正义的目光,也唤醒了国内外的良知。一旦统治者动用暴力,其权威便随之丧失。六四大屠杀导致中共统治的道义合法性基本丧失。
中共绑架中国,精英整体投降,西方输诚利益。香港女子蔡淑芳的努力,或许只是杯水车薪。但“六四”把她淬砺成一个“革命者”——她已经忘我,她不再是一个私人的蔡淑芳。她把自己变成了一座“六四”的活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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