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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

日益频繁的社会抗争事件,以及经济不景气,不仅使各地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也使中国政府的维稳面临经费严重不足的境地。 “维稳”的庞大支出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中国各地政府对资源过度抽取,导致民间社会反抗直线上升,群体性事件逐年增长:2005年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 1 ,2008年为124,000起 2 ,2009年高达28万起 3 。 中国的社会反抗类型由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特点所决定。中国经济的增长依赖房地产与石油重化工业、矿产等资源性行业,社会抗争也就集中在这几大领域:第一大类型是土地维权,在城市里是住房拆迁,在农村里则是征用土地。第二大类型是环境维权,...
在提供征地拆迁法律服务过程中,透过与拆迁户的访谈和代理案件发现,涉及征地拆迁的行政诉讼案件即使行政机关违法行政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征地拆迁对象也越来越难以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获得胜诉的结果,甚至越来越难以立案,枉法裁判比比皆是。
英文书名:《刘晓波、〈零八宪章〉和 中国政治改革的挑战》
[呼吁设立国际宪法法庭 ] 突尼斯总统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建议设立一个国际宪法法庭,用来审查各国国家宪法是否符合联合国宪章等国际公约以及是否有非法或欺骗选举。中国公民积极响应该提议,从10月8日开始征集公开签名,至今已经有257名维权人士、律师、访民、自由职业者等签名支持。
【陈克贵】2012年4月底,山东著名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逃离被重重包围的家园,当局发现后甚为震怒,大肆搜捕,深夜持械闯入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家,陈克贵用家中菜刀反击自卫,伤到部分官员。包括广州律师陈武权在内的各地律师纷纷自愿为陈克贵涉嫌故意杀人案辩护。但陈武权先是被律管处要求退出辩护并不让他去山东,后又迫使其所在律师所与之解除聘用合同。陈武权发出公开信,请广州市司法局不要逼他上梁山。
【刘凡必】刘凡必,本为一金融诈骗案的受害者,在要求内江市检察院追究真相讨回损失时,言语中得罪办案人员,后被构陷入狱5年。出狱后他层层上访,终于内江市检察院于2010年3月书面承诺一月内退还属于刘的11万元,但至今拒不兑现。刘上访到的各级机关互相踢球,刘感慨自己的命运如同蚂蚁一样。
《 地下阵线:中共在香港的历史 》 陆恭蕙 香港大学出版社 2010年7月(HC),2011年2月(PB) 精装与简装:372页 当在香港长大的陆恭蕙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对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英国殖民地所扮演的神秘角色就很着迷。但是,数十年后的今天——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也已将近15年了,中共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所作所为仍隐匿在秘密之中。陆恭惠称她的《地下阵线:中共在香港的历史》一书是一部中共在香港浓缩了的历史。她在书中指出,中共在香港的地下状态是许多领域里存在问题的根源,它渗透社会经济的各方面,但却永远无须真正对香港的任何人负责。 陆女士是前香港立法会议员,...
鲍朴(新世纪出版社) :关于记录的保存,在大陆有一个对比鲜明的例子。我们在做一本关于毛泽东的大饥荒的书,一位香港学者去了大陆几十个中央和省级的档案馆,在最贫穷的一些地区,他有本事找到小心翼翼保存下来的1960年的有关记录。在甘肃,有一套设法保存下来的用数码恢复的1960年的吃人记录:谁吃了谁,怎么吃的以及什么时候吃的。我们的书里有那个名册。因此,在大陆不同的是,至少在过去一切都是相当精心保存的,我不知道现在怎样,因为情况在变化中。他们只是要把它们保密而已,就是这样。虽然没有人可以获取这些记录,但它们是在那儿的。但现在,人们却是通过手机打电话,以便不要留下任何的书面记录。所以我想,...
我想说的主要有两点,这是根据我自己在管理一个环境政策智库和我在与大陆的决策者和政府官员——既有在北京中央当局的,也有地方当局的——一起工作中所学到的经验来说的。
也许大家都读过在危地马拉发生的这个故事。在1996年结束的长达36年的内战中,成千上万危地马拉人被国家秘密警察处决或失踪。多年来,人权工作者一直试图将那些应对暴行负责的人绳之以法,但他们没有做到,因为没有具体证据。2005年,在一家废弃的工厂里偶然发现了大量可以证明这些罪行的警方记录和档案。这家工厂过去实际上一直是秘密警察的弹药库。由于这一发现,后来才能对一些人实施逮捕,把一些凶手带上法庭——其中一些人实际上已经被关进监狱。 这就是档案的力量。如果没有档案,许多人权工作就无法开展。 我们所说的档案,指的是由某机构或个人建立起来的、作为公务行为结果的那些记录。重要的是,以此建立起来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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