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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

也许大家都读过在危地马拉发生的这个故事。在1996年结束的长达36年的内战中,成千上万危地马拉人被国家秘密警察处决或失踪。多年来,人权工作者一直试图将那些应对暴行负责的人绳之以法,但他们没有做到,因为没有具体证据。2005年,在一家废弃的工厂里偶然发现了大量可以证明这些罪行的警方记录和档案。这家工厂过去实际上一直是秘密警察的弹药库。由于这一发现,后来才能对一些人实施逮捕,把一些凶手带上法庭——其中一些人实际上已经被关进监狱。 这就是档案的力量。如果没有档案,许多人权工作就无法开展。 我们所说的档案,指的是由某机构或个人建立起来的、作为公务行为结果的那些记录。重要的是,以此建立起来的档案,...
刘慧卿(香港立法会和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我觉得我们有机会聚在一起进行交流非常重要和有益。
我将与大家分享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不是从对更大的政治角度或专门对人权问题进行分析得来的,而是根据严重的社会问题,来自于自己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观察中国的方法。
我认为可以这样说,法治或者对法治的渴望,是大陆和香港某种共同的东西。
艾未未妻子 路青 致函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以其艺术家丈夫艾未未失踪长达81天的切身经历,要求全国人大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时对其中的一些有关监视居住和拘留逮捕可以不通知家属的特殊排除条款不予通过。她认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应限制公安机关执法的任意性,使公民在公权力面前得到法律的保护,真正实现宪法中所体现的基本人权。
【冯正虎】冯正虎撰文阐述公民诉权的重要性和争取这一权利的迫切性。他编撰的《 我要立案——上海司法不作为案例汇编 》已经出了4集,汇集了190位诉讼当事人的430件案例,揭露了上海司法不作为的部分事实。中国的法律样样齐全,但公民的诉权却没有保障,现在一部分上海市民已“信法不信访”,走进法院,要求立案,维护公民诉权,挽救垂死的法律,唤醒法官的良知,推动司法改革,建设法治国家。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的预算程序相当混乱。在中国,“预算”这一概念包括:正式合法的预算内资金、官方半合法的预算外资金和非正式的有时是非法的预算外外资金。因此,中国政府的预算是一个由多种来源、不同程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交融在一起的复杂混合体。 与中国政府的预算一样,中国的法律也是五花八门,既有根据宪法制定的官方正式法律秩序,也有在正式法律阴影之下制定的半正式的法律外秩序——其是否符合法律与宪法均值得怀疑。此外,与法律秩序和法律外秩序并行的,人们还可以越来越明显地看到一种非正式的、“法律外外秩序”正在应运而生。 法律秩序 这里,法律界定为一种合乎宪法的法律制度。在这种制度里,...
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致函人大代表和法律界人士,要求他们支持他于2010年8月3日发起的“我要立案”行动。冯正虎在信中重申了2011年1月上海召开第十三届上海市人大四次会议期间189名上海市民向上海市人大提出建议书的内容,包括归还公民诉权、保障法官独立审判权、罢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等。他呼吁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履行法律实施的监督责任,彻底消除上海司法不作为的恶习,树立法律权威,保障公民诉权,维护法官尊严。
描绘了一名因工伤失去一只手的年轻工人向厂方争取合理赔偿的感人故事。 2009年,来自於湖南、在广东珠海一家家电厂打工的21岁青年阮礼兵,在操作机床时发生事故,导致左掌被切除。2010年3月,他向总部在香港的非政府组织“ 中国劳工通讯 ”寻求法律援助。本文是“中国劳工通讯”组织的律师摩根讲述的阮礼兵的故事。 第一次和阮礼兵联系大约是在2010年3月份。他的朋友找到我们的组织,希望对他进行法律援助。那时,他还在湖南的老家里,我们通过电话交谈。他在电话上语气生硬,缺少礼貌,对我有些冷漠。他没有什么主见,他自己该决定的事情,反而推给他姐姐去做。我告诉他:“你是一个成年人,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懿明 讲述了海滨村庄的村民与决意夺取他们土地的当地政府之间的抗争。 也许,明年新版的北海地图上将不会再有 “白虎头”这个地名。事实上,白虎头村的土地早在四年前就已经被徵收,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渔民俨然成了政府眼中的刁民。 在过去的三年里,村民在与政府的博弈中节节败退,如今的白虎头村千疮百孔。在废墟和杂草中,二十来栋小楼勉强地点缀其中,一切都显得那么的悲凉与落寞。一堵政府新修的围墙把这片败落锁得严严实实。 谁曾想,昔日这座海滨村庄曾繁华一度,上千栋楼房鳞次栉比,道路上车来车往,慕名而来的游客乐此不疲地穿梭其间。如今,这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存在。曾经富足一时的白虎头人也再度回归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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