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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鲍伯的伟大不仅仅是他有清醒超前和卓越的人权及领导意识,更为卓立于群的是他紧紧抓住行动的枢纽,使人权意识成为切实有力的人权行动。我作为尚活于世的人权工作者的心愿之一,就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告慰鲍伯在天堂的英灵:他致力于改变的中国大陆人权状况,已经展现隧道尽头的光亮了。
我最想实现的愿望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面。先人有说:“苛政猛于虎”,任何一种苛政都会害人。“驯兽”是一种行业,是一种新兴行业。我坐牢就当是在休息,即使被他们杀害,我也觉得比起“六四”的死难者而言,我已经多活了这么多年,该做的做了,该说的也说了。
“六四”给中国留下了不可愈合的伤痕﹐也给千万个家庭造成了永久的悲剧。我所经历的伤痛﹐正是无数个家庭悲剧中的一幕。在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今天﹐我要把此曲献给为自由中国捐躯的先烈﹐献给为正义与自由而付出了个人代价的志士仁人﹐献给那些在三十年前经历了丧子丧夫之痛的“天安门母亲”。
我坚信这首诗会作为永恒的证词,载入六四大屠杀之后的中国文学史。可作为流亡者,我的坚持并没有帮助他走出监狱。后来,更致命的灾难像李必丰诗中的雪,覆盖了全中国。更多的朋友进去了,仅仅故乡四川,就有刘贤斌、黄琦、陈卫、陈兵等等。
这是一场持久战。我对政权不抱希望,但是对香港民众怀有希望。我相信,当100万甚至三分之一的香港市民加入这场抗争,政府就无法视而不见。我们正在期待一个奇迹,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民众这次更多是自发行动,靠自己显示出民众的力量。香港人变得更为投入,愿意做出更多牺牲,我们民众的声音开始让政权感到惧怕。
我和其他抗争者为当日公民抗命而身系狱中,但我们没有因此忘记自己对和平、非暴力的直接行动的信念。送中恶法一旦通过,香港倒退的程度定必比现时更坏。非暴力直接行动,绝对不能保证拉倒恶法,但可以鼓励士气,继而增加民间的议价筹码,为运动创造更多空间。
最初,这项营救内地民运人士的计划一直被称为“地下通道”。司徒华的解释来自曹植的一首诗《野田黄雀行》。这首诗讲一只黄雀,被人捉去,但一个少年救了他,最后两句是“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中国当局一直将“六四”研究视为禁区,导致研究“六四”历史举步维艰。吴仁华说,他希望为“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留下完整的历史档案,让日后人们再回顾反思时有迹可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必须有历史的记忆,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它是悲哀的民族。”
中共绑架中国,精英整体投降,西方输诚利益。香港女子蔡淑芳的努力,或许只是杯水车薪。但“六四”把她淬砺成一个“革命者”——她已经忘我,她不再是一个私人的蔡淑芳。她把自己变成了一座“六四”的活碑。
作为诗人的刘霞比作为诗人的刘晓波更优秀。刘霞写过很多首送给刘晓波的诗,第一首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给晓波》,最后一段是:“也可能此时正有神话诞生/然而阳光太刺眼/使我无法看到它。”那时,刘霞是广场上一名普通的参与者,她远远眺望在广场中心的刘晓波,却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就此紧紧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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