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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北京屠夫”与元朗暴徒(图)

2019年07月29日


上周末香港元朗发生暴力攻击事件,警方被质疑救援不利,甚至与黑道勾结。

2019年7月22日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香港元朗发生有组织的白衣暴徒袭击示威者及路人的集团犯罪,二是背负1989年镇压六四民主运动血债的中国前总理李鹏去世。在很多人看来,这只是碰巧发生在同一天的两件互不相干的事件。但是,我认为二者关系密切。发生的时间可能碰巧相撞,但是其先后出现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北京屠夫”可以逃脱审判寿终正寝,元朗暴徒就一定会横行无忌。

李鹏5.19”讲话彻底击碎了我对专制政权的幻想

作为六四亲历者,李鹏对我的个人影响可谓巨大。尽管李鹏最终成为“民望最低的中国总理”,他的死亡在社交媒体上成为节日庆典,中国人为政治屠夫辩护时最喜欢用的“死者为大”几个字都几乎没有人说了,但是,诚实地讲,在六四屠杀之前,少年的我对他并无恶感。甚至因为皇权文化对“贤相”(“人民的好总理”)的塑造,以及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政治气象,我对他还有一定的好感。我们相信,这些位高权重、吃饱喝足的统治者,至少还有基本的人性。学生和市民们通过罢课罢工、游行示威和绝食抗议表达出来的推进民主的拳拳之心,他们多少总能领略得到,还不至于回报以传闻中的军队和坦克。

但是,李鹏的“5.19”讲话彻底击碎了我对专制政权的幻想。我至今记得当时观看电视新闻受到的强烈震撼。李鹏眼神阴险,神情激动,声音颤抖,多次挥动拳头,表示要坚决镇压这场民主运动。那是杀人者动手之前的兴奋,那是恶魔准备宣布胜利时的狂傲。那一瞬间,我确信屠杀即将到来。因此,我提出反对绝食,因为绝食对于非人性政权无效。那是成都天府广场,情景几乎跟北京天安门一样,头上缠着白布条的青年学子们正在绝食抗争。其他学生领袖反对我的意见,甚至认为是背叛。

但是,我仍然利用个人影响力,私下一个一个地成功劝说了部分学生尤其是女生中断绝食。为了保证健康和医疗,我通知了当时的四川大学党委副书记彭炳忠--此人因为是江姐(江竹筠)丈夫彭咏梧和前妻谭正伦所生的儿子这一身份而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他立即派来了一辆备有面包和热毛巾的公交车迎接这些学生回校或就医。

由于这一“立功表现”,我在六四镇压后被关押一个多月得到释放。但是,在我的心中,李鹏“5.19”讲话时的那张脸,成为专制政权的恶的标识,让我再也没有对中共有过一丝幻想,也从来没有放弃抗争

香港的会让北京骑虎难下吗?

十多年前,我在香港出席一些讲座和沙龙,或者通过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提醒香港人“一国两制”本质上就是一个骗局。这不仅因为我了解“一国两制”曾经在西藏试验过,对台湾提出过,国内也大规模搞过“村民自治”,均以失败告终;而且因为我知道,从根本上说,民主与专制势同水火,“一国”岂容“两制”?还因为,我无法忘记李鹏“5.19”讲话时的那张脸,它宣示着这个政权将会不顾一切地维持权力,当“一国”和“两制”发生冲突的时候,必然毫不犹豫地放弃承诺。

六四镇压让中共在国际社会声名狼藉,在国内更是千夫所指,但是跟中共历史上犯下的所有罪孽一样,它也成为其维持统治的正面资源,那就是它的宣传机器常常挂在嘴边的“什么样的风浪没有经过,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意思是说在它70年的统治中,饿死了几千万人,打死了几百万人,把坦克开上天安门广场镇压示威民众,那又怎样了呢?它并没有受到正义的审判,反而在鲜血浸透的土地上发展壮大,今天开始公开嘲笑人类的自由民主理想。

总是听见人们说,“梁振英给中央添乱”、“林郑让北京骑虎难下”、“习近平错过了走向民主的机会”……这些都是基于错误的前提假设,以为中央想要维持“一国两制”,以为北京在乎国际形象或政治伦理,以为习近平的目标是让中国走向民主。六四镇压是中共作为杀人者又一次巅峰冒险体验,至少到目前为止它认为自己赢了,而且利加利,利打利,利滚利,越赚越多。十年前邓小平、杨尚昆等“六四屠夫”去世时悼词中遮遮掩掩所称的“政治风波”,到李鹏讣告里又恢复成了“反革命暴乱”。在这种稳赚不赔的杀人生意面前,香港那点"乱"怎么会让北京骑虎难下?不信你再回头去看看李鹏“5.19”讲话时的那张脸?

十年前我的那些意见让很多香港民主人士感到不适,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让北京兑现“一国两制”的承诺。有些人主张为此可以放弃支持内地的民主运动,以求中央放心,“井水不犯河水”。事实上,相安无事并不是北京追求的目标。“中央”比谁都清楚,并不存在和平共处的“一国两制”这回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控制一切是强大的专制政权的本质需求。要么和中国内地人一起推进整个国家的政治民主,要么谋求香港独立,这是很多香港人到今天也不愿意直面的现实选择,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一国两制”已死。

对抗议者实施暴力袭击还不是元朗事件的全部意义

证明1+1=2在数学上很有意义。媒体和个人都应该对元朗事件深入调查,呈现真相。民间社会也应该促进香港警方和政府专项调查,公布事实。但是,对于社会公众来说,1+1=2不证自明。如果有一只动物,看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走起来也像鸭子,那它无疑就是一只鸭子。元朗事件亲历者感受是警黑勾结,现场视频看起来是警黑勾结,逻辑推理的结论也只能是警黑勾结,那么它就是警黑勾结。官方结论只是承认,而不是裁决。

官方不作为不给出所谓权威结论,这本身就是专制政权的一个陷阱。直到今天,很多人对六四的辩护都是“谁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没有权威结论”,所以你就不称之为屠杀;谁都知道人权律师被警方绑架失踪了,但是在官方正式承认之前,媒体报道也只能说“家属声称”、“据传”,听起来只是道听途说似的;那些本来就不想惹麻烦的媒体,正好有个“专业”借口不予报道--没有来自当事双方的平衡意见,不能仅仅报道一家之言。于是专制政权如鱼得水,为所欲为。

因此,对抗议者实施暴力袭击还不是元朗事件的全部意义。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场景可以传递是非可以混淆,黑白可以颠倒,警匪可以勾结,天理可以埋没,邪恶可以嚣张的绝望感。这也正是中共长期在中国内地成功灌输的价值观。

未来有一天,袭击香港抗议者不再需要黑社会

警黑勾结,人神共愤。但是,另一方面,也许香港人还可以聊以自慰,毕竟他们还需要借助黑社会。这已经让很内地人羡慕和不解了。内地舆论的辩解词之一就是:国家正在“扫黑除恶”,怎么可能使用黑社会?的确,这在内地是不可思议的。内地有地痞流氓,但是没有黑社会组织。一山难容二虎,而中共本身就是黑社会组织。城管袭击小摊贩,武警镇压示威者,拆迁队推倒民房,警察绑架香港书商,国安让人权律师失踪,法院判决宪政民主主张者坐牢……这些黑社会行为,需要请黑社会组织来实施吗?不需要,都是人民警察、人民军队、人民法院和人民城管的本职工作。他们是纳税人的钱养着的“人民黑社会”。

香港人也要准备好。只要北京政权的性质不改变,那么迟早有一天,袭击你们真的不需要黑社会了。否则,解放军会不高兴的。

元朗暴徒必须绳之以法,接受审判。但是,“人民黑社会”更应该根除。连李鹏这种臭名昭著、罪大恶极的“人民总理”,都可以尽享晚年,安然死去,还能得到国家级的悼念,奔赴元朗的地痞流氓或者虾兵小将,又有什么良心可以自责,又有什么理由不尽忠效命?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转自德国之声中文网(2019-07-25)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66期,2019年7月19日—2019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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