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陈虹瑾:我们愿为香港而死 831逆权运动纪实(图)

2019年09月04日

反《逃犯条例》修订演变为一场港人的逆权运动,像推着大石的薛西佛斯,港人每个周末在一场又一场的徒劳里奋不顾身,过了有序的周间上班日,又陷入徒劳的轮回。

8月31日,港人迎来最黑暗的一夜。港警不仅与勇武派冲突,亦暴打无辜市民。夜里,我们找到最小年龄19岁、年纪最大82岁的香港人,孩子想往前冲,老人又挡在孩子面前,你挡我、我挡你,一团乱里哭成一团。

就算眼前看不到胜算,就算暴力日益升级,不论老小,他们说:“我们愿为香港而死。”他们要在历史洪流中,写下抵抗暴警的一页。

8月31日晚间10时,我们在铜锣湾见到大明(化名,21岁),一身黑的他仅露出二只眼睛,双眼布满血丝—更精确来说,正常人类眼球里的大块眼白,在他眼中已经找不到了。

我们有装备,让其他人先走

满眼通红为哪桩?大明轻松地说:“那当然啦,我已经二天没睡了。”也许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刚刚才大哭一场。几个小时前,大明、小明和一帮兄弟在铜锣湾集合,一起行动至政府总部,希望集结人群对抗港警。“我们沿路列队走去政总,香港市民一边拍照,一边称赞我们。我很感动,就哭了。”

哭着走到政总的小明和伙伴们,眼见警方出动直升机和喷出蓝色水柱的水炮车,决定撤回至铜锣湾。这批勇武派少年穿戴盔甲、头盔,甚至还准备了阳春的自制盾牌,小明说:“因为我们有装备嘛,所以我们要让那些装备比较少、甚至没有装备的人先离开,我们是最后一批留在这里的人。”

“结果他们(警察)把我们包围起来。”小明说,他们护着的群众才刚刚散去,留在铜锣湾地铁站外的少年们就遇到警方夹击,“警察把我们逼到小路里,一边是水炮车,一边是速龙小队,我很害怕,就躲进皇室堡(百货商场)停车场。警方在外围,我们在内围,我和手足失联了一段时间。”在外头的手足心急如焚却帮不上忙,除了哭,什么都不能做。

逃进地铁站后,彷佛在水泥丛林打游击,少年们撑伞包围彼此,路人也撑伞相助。伞下,众人开始换装,市民的支持是随处可见的流动补给站,不仅地铁站有衣物能更换,更有不知名人士提供各种物资。近午夜,一名母亲带着五岁小儿、提着大袋运动饮料,递给少年们,大明、小明的友人阿中(化名,25岁)感激地接过饮料,一饮而尽。整晚和警方对峙的阿中无暇找厕所,忍不住,往旁边的柱子一站,在记者面前别过身,就朝瓶内小解。他把瓶盖扭紧,将黄色尿瓶丢进垃圾桶,主动告诉一旁的我们:“记者不要走,记者要待到最后,你们要把这里的事情让全世界知道。”

8月31日是小明的19岁生日。生日这天,他在百货公司和港警上演一场不知何时会结束的真人版生存游戏。逃出来后,先跟妈妈报平安:“我逃出来了。”谈起母亲,他说母子理念相同,但对抗争手段没有共识,“我妈妈也恨警察,也恨政府,但是她还是最担心我…”他又谈起自己成为勇武派的历程:“2014年,我在雨伞运动吃了人生第一颗催泪弹,就算吃了催泪弹,我也是主张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那时全部人都是和理非嘛。”

成为勇武派,全因走投无路

“我那时也是和理非。”大明插嘴,就连鱼蛋革命(2016年发生于香港旺角的警民冲突事件,又称旺角骚乱)时,他到现场支持,还是坚持和理非,不愿动武。“直到现在,送中条例之后,我才知道暴力是我们现在唯一可行的方式。”“1997回归以来,香港人用过很多和理非抗议方式,你看雨伞革命接近90天,一点成果也没有。”

小明补充:“如果6月12日我们不用暴力的方式,送中条例就过啦。所以这个政府就是告诉我们,暴力是有用的。如果不使用暴力,我们可能永远争取不到民主。”“我觉得,现在和理非已经不太能解决问题了,共产党是个拿着刀子的政权,你不可能跟拿着刀的人讲道理,你要嘛自保,要嘛把他干掉,所以你跟他讲道理没用。渐渐地,我就变成勇武派。我们也不想死掉啊,但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走投无路的勇武少年们,3个月来撬开路上人行道地砖、拆除铁栅栏,就地取材筑起路障与港警对峙。831路上的火光四射,除了汽油弹,还有他们戏称为“鸡尾酒”的燃烧弹或燃烧瓶,掷瓶者则是“火魔法师”。小明说:“我们丢燃烧瓶,是反击警察。”大明说:“昨天晚上我们搞了很多mocktail(无酒精鸡尾酒),材料有汽油、电油、硫磺、面粉、白糖,还有洗衣粉。”从哪儿学来的?“上网,Google、YouTube,我们可以做出一个火球,扔出去的时候在空中是会有声音的。”

虽没有胜算,做完能做的事

非如此不可吗?小明解释,使用燃烧瓶,是因为火球能减慢港警向前推进的速度,可为抗争者争取更多撤退的时间和空间。“你扔过去,他不敢冲过来。你说是不是很暴力?我认为不是。警察看到爆炸,他也会走远啊。”

小明几次提及:“我们只是把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都做完。”记者追问,“把事情做完”是什么意思?做完了,港人的“五大要求”就有胜算吗?他答得直接:“没有(胜算)。”要做到什么程度呢?他答:“我不知道。总之,我活在香港一天,我就会继续出来抗争。”他知道自反《逃犯条例》抗争爆发后,至少已有六名香港年轻人轻生,“我想讲的是,我可以为香港舍去我的生命—但不是自杀。我宁愿牺牲、可以死掉,也不要被警察抓到。”

他又提到组队的理由。他们原本是一群互不熟识的少年,自从有警察乔装成示威者,在街头结识彼此的众人为了安全,才开始群体行动。但他们只是一群相差不到5岁的年轻人,没钱,只能把所有人能筹的钱都拿出来,尽量用最便宜的方式抗争。装备和物资不够,他们也不担心,小明说:“老是突然有人把装备放在我们旁边,然后就跑掉了。我们就拿了物资,继续抗争。”

鸡蛋碰石头,结局通常不难预测。只是随着冲突升高,香港反送中运动里、抗争者中的“鸡蛋们”,可能上一秒还以为手足在身边,下一秒隔壁伪装的警员就瞬间击爆示威者身心,亦破坏抗争者间的信任与连结。前方状况不明,鸡蛋们四下张望时,还需自忖:“隔壁站着的,是不是石头?”

“我都是感动到哭,不是怕到哭。”小明说,最感动的是许多年迈的香港人站出来,为香港绝食、替抗争者挡警察。“我有盔甲,一看就知道是勇武派,但是他们没有。我很痛心,为什么一个政府要把老年人逼出来?他们本应在家里享福、抱孙子。逼他们出来,很不应该。”

我光明正大,警察要抓就来

一场又一场街头对峙中,一群头发花白、身着黄色“守护孩子”背心的家长常挡在警方和抗争者之间,苦劝警方勿下重手。他们的劝说有时有用、有时没用。育有二名子女、今年四十岁的陈凯兴说:“我们看见青年被打,警察用了过度武力,我们上前告诉警察:‘警察你们也有小孩子,咱们是香港人不打香港人啊。’”“我们也是怕死的,也是怕痛的,但没办法,看见太多人被打了,要打一起打啦,要走一起走啦。”

身着“守护孩子”背心的陈伯(戴红帽者)一直站在示威者与警察之间。

这一天,他们听说警员将赴港铁,赶着在地铁站里为示威者指引路线,只见拄着拐杖、高龄82岁的黄伯,以及头戴写着“马屎埔陈伯”红色帽子、73岁的陈基裘,拚命挥着手替孩子指引方向。二人曾为声援香港青年绝食多日,日前黄大仙清场时,更曾因挡在示威者前方,遭警方以长盾撞击,陈基裘甚至被港警勒住脖子,导致他一度无法换气。事情登上媒体,二个伯伯成为闻人,一路上,不少年轻示威者主动向陈伯、黄伯问好,有少年前来向陈伯握手,只是说声加油,素昧平生的双方却都哭了。“我住在马屎埔,一个村的名字。”他指指头上自制的红帽,“我这样写,就会让警察不用费力找我啦,我光明正大,要抓我就直接来找。”

为保卫孩子,要死一起死

“他们二个(黄伯、陈伯)永远在最前面挡住警察,告诉警察不要开枪、不要开枪。”55岁的朱姐没有孩子,也并非教徒,却主动加入义工行列,“我看到香港变成这样,很心痛,想跟小孩子站在一起,就是想支持他们。”8月,一场九龙塘的警民冲突中,她见一名男孩愣在原地,“警察已经放催泪弹,我们所有人的脸和眼睛都痛得要命,我说快跑啦,他不动,我就拖着他往前跑…”831这天,有女孩在站内向朱姐打气,朱姐回应:“要小心。”女孩就掉泪了。

身着“守护孩子”背心、高龄82的黄伯(前右)拄着拐杖,831当晚,他和一群家长在地铁站支持示威者。(陈虹瑾摄)

谈起和警方对峙的经验,陈伯说:“我们没有怕。我们就是要保卫孩子。”但可能有生命危险?他答:“没问题啊,我们最危险的地方都应该去。我们做好准备了,要死一起死。”家人不担心吗?陈伯只是重复“没问题”“没所谓”。黄伯则说,儿孙都在国外,只有太太和他同住香港,他上街,太太就跟他约在中环碰面,再一起回家,“她不担心,她知道我动作还是挺灵活的。”

831当天下午,基督教徒以宗教集会名义,举办大型和平游行。

只是,831这天,黄伯并没有和太太一起从中环回家。受访当天深夜,黄伯和家长们简单用完晚餐,发现铜锣湾冲突升高,赶到现场,再度挡在民警之间,当防暴警察沿轩尼诗道推进、拘捕多名年轻人,二人上前询问被捕者姓名,黄伯遭防暴警推倒,膝盖受伤,最终被抬上担架、送往医院。

蓝水炮扫射,皮肤发红灼烧

这一天,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政改提出“831框架”五周年,民间人权阵线发起路线行经至中联办的集会、游行,全遭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民阵只好取消集会与游行。在这场“非法游行”登场前,48小时之内,民阵发言人岑子杰、元朗游行发起人钟健平陆续遭袭,港警相继拘捕香港民族党前召集人陈浩天、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立法会议员杨岳桥与谭文豪等人。“大抓捕”反而刺激港人自发上街。基于游行没被批准,港人上午以“逛街”“粉丝见面会”“基督徒祈福”和“自由行”等和平名义上街游行。

港警首度出动喷出蓝色液体的水炮车,示威者纷纷走避。

和平持续至晚间,冲突升高,示威者先集结于政府总部,警方首度在金钟夏悫道以水炮车对示威者和媒体发射蓝色水柱。市民刘彦君(化名,25岁)当时站在夏悫道天桥,“一开始(水炮)往下射,没多久,就朝天桥上、很多记者和急救员站着的地方喷,我露在外面的皮肤全被喷到,下雨后皮肤碰到水,脖子、脸、四肢灼烧,像是被胡椒喷雾喷。”众人逃到地铁站,议员陈淑庄和她的助理、几位市民已在入口发放酒精湿纸巾和可替换的旧衣,他以酒精擦拭,原以为好一些,但夜里洗澡,皮肤碰水后又一阵灼烧,双手都呈红色。

本刊摄影记者遭蓝色水炮扫射,久久清洗不掉皮肤上的蓝色颜料。

831晚间,勇武派示威者在警总外军器厂街等多处纵火,表达不满;在维园,港警疑似乔装成示威者,遭示威者追击后逮捕港人、对空鸣枪;另有大批镇暴警察夜间冲入港铁太子站车厢追捕示威者,过程中对市民无差别暴打、对脸喷射胡椒水,手无寸铁的市民下跪痛哭的影像,震惊国际。

急救恐被捕,做好心理准备

我们访问了二名当天在太子站的急救员。30岁的凯莉当时在月台救治一名十四岁女孩,女孩刚打完排球、至太子站转车,疑似见到速龙小队冲入车厢,吓得在月台晕倒。凯莉回忆:“警察怀疑她是示威者,把急救员团团包住,要我们交出女孩,骗我们说会照顾她,其实是掀开我们帮她盖的被子、打开她包包,偷看名字和地址,怀疑她换装,想找出她包里是否有黑衣服,想尽办法看她是不是示威者。”僵持到最后,港警才放过女孩。

831夜里,港铁太子站内突然涌入警察,无差别殴打市民。 (达志影像)

“我们每个人(急救员)现在出去都做好心理准备,可能被抓。”凯莉说,被抓可能是因为急救现场是警方没批准的“非法集会”,若在这类场合被捕,可能罪成。凯莉表示,有急救员因为包里有盐水、哮喘药,遭警方拘留,其中一人被告暴动罪,只因身上的哮喘药被定义为毒物。“警察这样做,就是在告诉我们:‘你不要觉得自己是急救员就不会被抓。’”救人救香港,不计任何代价

凯莉的同僚阿谦(27岁)当时在车厢内,亲眼见到市民撑伞遮脸、警方见人就打,尤其针对年轻市民,简直是无差别狂殴。一名车厢内的急救员当场痛哭,阿谦冷静守在一旁,“我看到速龙大吼‘屌你老母、给我下车’,追进来骂车上的人‘蟑螂’。警察无法区分里面谁是(抗争者),所以全部都打。”阿谦协助车厢内的3人止血、上敷料,发现三人皆被打爆头,伤口约3.5至4公分不等,“那不是普通警棍造成的伤势,若只是警棍,顶多严重红肿,但每个人头上都有破口,我判断棍子上应该还有其他东西,也许是铁环。”

勇武派示威者全副武装,不少人表示愿为香港一战,甚至愿意牺牲。

阿谦以“尸杀列车”形容现场。他认为:“警察已经没有自控能力,每个行为都在宣泄不满。”他亦联想到7月21日在元朗地铁站发生的黑道无差别殴打市民事件,“基本上二者性质一样,不同的是,遇到黑社会,你还可以报警,但遇到警察打人,你要怎么报警?怎么调查?”

问阿谦还要持续上前线救援吗?他答:“香港陪着我长大。我要不顾一切去救回所有人、救回我们的香港。Whatever it takes(不计代价)。”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中)及另一成员周庭(前右)日前因涉及621包围警察总部一事被捕。(达志影像)

“北京的红线已经画得很清楚,他们不希望这波运动持续到10月1日(中国国庆节),也不会做任何让步。”香港泛民主派议员朱凯迪判断,港府接下来恐扩大抓捕范围,特首林郑月娥可能引用《紧急法》应付这场风暴。

“香港政府没有什么话语权,主要还是北京在控制。”朱凯迪观察,北京部门虽然有不同派系,但总体来说,强硬鹰派占上风,“他们可以发动一些激进的操作,包含镇压。”但朱凯迪判断,“镇压”不太可能是另一个天安门事件,较有可能的是让武警和解放军进港,成为象征性的威胁,街头不会有大型杀戮,但警察可能直接找上门,拘捕更多的人。

就算赢不了,不能就这样输

反修例风波以来,警方共拘捕了1117人;831当日,警方共发射241发催泪弹、92发橡胶弹、1发布袋弹和10发海绵弹。

朱凯迪近日人身安全频遭威胁,831之后,他一天接到超过百通威胁、谩骂电话,记者与朱凯迪的访谈通话频频受阻,10分钟内通讯中断超过10次。对此,他表示:“他们应该有一个组织,对于议员、民阵、一些律师进行骚扰,瘫痪你的电话,让你完全无法受访或做其他事情。”

议员朱凯迪反对《逃犯条例》修例,近日遭到严重骚扰和威胁。(翻摄朱凯迪脸书)

“政治上,这已经是一个零和游戏。”他判断,中共不会让步,双方冲突升级是必然的,短期内除非有国外因素、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等变量,否则北京对香港让步机率极低。即便赢面几乎是零,他说,港人仍要一搏,“不是说我们可以赢,但是不能就这样输,心情不是很正面啦,但这种决心是有的。”

不断看见议员被抓,朱凯迪说:“我个人倒不是很害怕。”说得有些壮烈,“到现在这地步,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如果要被捕、被抓坐牢,总比起给那些黑帮在街上砍死要好得多吧?”刚刚经历血与泪的一夜,他的声音平静而沉稳,感觉一切最坏的遭遇都设想过,也准备好了,就和我们采访过的多名示威者一样。

抗争的力量,想必是这样来的。

 

——转自新世纪(2019-09-03)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69期,2019年8月30日—2019年9月12日

更多话题

709事件 公众知情权 司法公正 行政拘留 法律天地 任意羁押
公示财产 双边对话 黑监狱 书评 商业与人权 审查
零八宪章 儿童 中国法 翻墙技术 公民行动 公民记者
公民参与 民间社会 评论 中国共产党 宪法 消费者安全
思想争鸣 腐败 反恐 向强权说“不!” 文革 文化之角
时政述评 网络安全 社会民生 民主和政治改革 拆迁 异议人士
教育 选举 被迫失踪 环境 少数民族 欧盟-中国
计划生育 农民 结社自由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信仰自由
政府问责 政策法规 施政透明 香港 软禁 中国人权翻译
户口 人权理事会 人权动态 非法搜查和拘留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信息控制
信息技术 信息、通信、技术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国际人权 国际窗口 国际关系
互联网 互联网治理 建三江律师维权 司法改革 六四 绑架
劳改场 劳工权利 土地、财产、房屋 律师权责 律师 法律制度
国内来信 重大事件(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事故等) 毛泽东 微博 全国人大 新公民运动
非政府组织 奥运 一国两制 网上行动 政府信息公开 人物
警察暴行 司法评述 政治犯 政治 良心犯 历史钩沉
宣传 抗议和请愿 公开呼吁 公共安全 种族歧视 劳动教养
维权人士 维权 法治 上海合作组织 特别专题 国际赔偿
国家秘密 国家安全 颠覆国家政权 监控 科技 思想理论
天安门母亲 西藏 酷刑 典型案例 联合国 美中
维吾尔族人 弱势群体 妇女 青年 青年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