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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基本法过度保护建制力量

2015年09月14日

《基本法》造成的失衡,不但是因为过度保护「一国」,也是过度保护香港社会内的建制或保守政治力量,导致《基本法》在过去那么多年,在执行时碰到种种困难。但《基本法》要给予保守力量制度性的保护,保证他们是香港管治的主导甚或是垄断的力量,其实也是源自要保障「一国」的利益。由于北京政府相信她能对保守力量有更大的影响力甚或掌控他们,故在《基本法》为保守力量预留政治位置,也是中共要保证「一国」主导「两制」的最直接手段。

北京政府的理据是要确保香港社会能「均衡参与」,因此产生特首的选委会和提委会,组成设计都是以分组界别为准则,立法会功能界别的选举模式,也是源于同一道理,就是要保证亲北京政府的保守力量,尤其是商业财团的力量,能主导特首和立法会的产生程序。

那么,直接负责管治香港的特首,以及拥有重要监察权的立法会,都会是由保守阵营的人来出任或控制,北京政府就可放心由他们来作为中央的代理人管治香港了。因此,所谓「均衡参与」其实只是赋予保守力量政治特权的借口。另一个借口是香港的管治者都必须是「爱国爱港」,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实质上,这都是要确保管治权牢固地在北京政府能信任得过的保守人士掌控,把改革力量排斥于香港的管治团队之外。

我不是说《基本法》应反过来排斥保守力量,不让他们去管治香港,我只是说《基本法》不应过度保护保守力量,而应以公平的规则让保守力量和改革力量去竞逐管治的位置。正由于《基本法》提供过度的保护,使保守力量即使能主导管治,但他们的管治地位却在香港社会欠缺认受性,也没有足够的诱因去让保守力量正面回应香港社会内改革的诉求。这就是香港在过去18年管治停滞不前、难阻重重的原因。

若香港社会还是停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样,社会内大部分人都不关心政治,或改革力量还未成气候,这种偏重保守力量的《基本法》和管治模式,还有可能行得通。但时移世易,自2003年后,愈来愈多港人要求直接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不能再接受保守力量可享有这种制度性的政治特权。

或许大部分港人并不抗拒由保守力量管治香港,但他们必须透过公平的竞争以取得执政地位,那才会有正当性,才会受香港社会认受,管治才能畅顺。

北京政府容让保守力量长期甚至永远享有政治特权,亦令香港社会内的改革力量因感到受长期压抑和压迫,从而产生对现制愈来愈强的抗拒感,亦造成与保守力量之间和与北京政府之间,愈来愈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冲突就是香港社会陷入分裂的根源。

北京政府与保守力量关系较密切,因而希望由他们来管治香港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北京政府透过《基本法》保护保守力量能继续掌握管治权,不让保守力量透过公平的选举争取得到管治地位,其实是反映北京政府是不信任保守力量能自力更生,能在公平的竞争下胜得过改革力量。

但北京政府可能是误判香港社会的情况。一、香港社会内改革力量的声音近年虽然壮大了不少,但很多支持改革力量的港人,其实只要求一个公平的选举制度,却未必一定要支持由改革阵营的人来直接管治香港。

二、北京政府可能担心一旦引入公平的选举,保守阵营未必能派出有足够实力的人胜过改革阵营的代表,结果让管治权落入改革力量的手上。但事实可能是,保守阵营中一些有相当实力的人,基于自尊,并不愿意受制度的保护,不愿参与这种偏帮一方的选举,因胜了也不光彩。一旦有了公平的选举,他们参选的意欲反过来可能会更高, 故此保守力量在公平的选举,胜算应是不低的。

三、即使真的由改革阵营的人赢了选举,但那并不代表北京政府不能与他们保持合作的关系,让中央的利益在香港仍会受到充分的保障。其实这样做,反能重建北京政府与整个香港社会之间的互信关系,真正做到人心回归。

因此,要克服现在《基本法》失衡的问题,改革的路向应是要想方法令保守与改革力量达致真正的均衡,而不是偏向于任何一方 。

原载: 香港《信报》

——转自纵览中国,2015-09-11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5期 2015年9月4日—201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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