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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见:从斯大林去世引起大变化谈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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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3月22日


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天安门城楼正中挂着斯大林半身像,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横条幅“斯大林同志永垂不朽”,肖像两侧各有5面旗帜。这也是天安门城楼上唯一一次悬挂外国人肖像。
(网络图片)

在中国,对3月5日,人们通常在意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全国“两会”的人大会议在这一天开幕,一是毛泽东为雷锋题词的周年纪念日。另外,还有一事,即斯大林逝世的周年纪念日,只是人们关注比较少。

“山中无老虎”

斯大林去世,其实对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有特别的意义。俄国学者亚历山大·潘佐夫所著的大陆版《毛泽东传》,与其与人合著的另外的版本相比,不知有何差别,而书里对斯大林逝世的影响的记述,国内读者读来,还是很有益处的。

其一,结束朝鲜战争。

战争打了几年,朝鲜和中国都很困难,但是,据说“斯大林似乎压根就不愿考虑这些困难”。他认为,“这场战争正在折磨美国绕神经”,“暴露了美国人的弱点”,人。们“需要有耐心,需要忍耐、再忍耐”。于是,战事与谈判就持续地折磨着人们。“结果,只有在1953年斯大林死去之后,毛才能'体面地'摆脱困境,把自己的军队撤出朝鲜”。

人们知道的是,1951年7月开始停战谈判,到1953年7月,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

其二,加快“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

斯大林建议中国不要急于建立农业合作社和开展集体化。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的农业集体农庄化,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时间不长,用了大约二十年的时间,而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明显地有后来居上的趋势。斯大林无法以马克思学说的理论约束中国人,但是中国的发展变化,对苏联、苏共以及斯大林本人的权威,构成潜在的威胁,老谋深算的斯大林,对此当然心中有数。

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干预中国党的动作,插手其派别斗争,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先前,他们曾抑制王明而支持了毛泽东。中共夺取政权后,刘少奇遵循得到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同意的“新民主主义”,但毛泽东另有他自己的看法,不满意刘少奇的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直到后来“文革”,这都是刘少奇的一大罪状,而当时高岗追随毛泽东,指责刘少奇“右倾”。斯大林认为,刘少奇的倾向非常有益,符合他本人的政策,有助于“抑制”毛泽东的激进倾向。

本来,无论有没有高岗的支持,毛泽东要击败刘少奇并不难,然而,刘少奇的背后有斯大林,事情就比较复杂。人们知道的是,毛泽东联手刘少奇、周恩来,打倒了高岗及饶漱石。这一事变,看上去似乎是毛泽东自断臂膀,而更为微妙的是,它发生在斯大林逝世差不多一年后的1954年2月,而几乎同时,农业合作化也在加速推进,并且在初级社普及的同时,从互助合作跃进到改变所有制的高级社也迅速普及。显然,斯大林去世了,再没有人能够阻挡激进的毛泽东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推进他的社会“改造”,但毛泽东此时闹他的“”革命",似乎仍须先付出牺牲高岗的代价,这很有意思。

而斯大林抑制毛泽东的激进,尽管在理论上很合乎马克思学说的理论逻辑,因为中共的军事与政治胜利,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中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发展或发达,或已孕育出更高级社会的“胎儿”,但毛泽东的跨越历史阶段的“激进”的错误,斯大林其实并不在乎。

当年,斯大林自己也曾在经济政治形势压迫下,为了控制局势而强行推进集体农庄化,为苏联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这时,毛泽东也是同样,他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激进”主张背后,控制中国社会发展实乃第一要务。苏联与中国,两个大国,都急匆匆地向“社会主义”奔去,看似有理论指引,其实有现实的政治需求在其中。相对而言,中国的“过渡”时间更短,不到十年,而它与俄国相比,其资本主义发展更远为落后,“过渡”时间本应更长。

斯大林抑制毛泽东的“激进”,实际出于现实的考虑。据说,他嫉妒中国的发展速度,由此,他可能也对中共与毛泽东潜在地对苏共与他本人的权威地位构成威胁,心怀现实的担忧。斯大林有这种担忧不奇怪。他死后不久,毛泽东还真是咄咄逼人,“山中无老虎”的局面,他不可能放过,而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称雄,建立他的“社会主义”就更为急迫。

说起来,“山中无老虎”,或“山中有老虎”,后来都出现过。

先是,毛泽东以他的“虎气”与“猴气”,反复折腾中国,弄得万马齐喑,普遍贫穷,远离文明世界,而他撒手人寰以后,江青集团低估“山中无老虎”的局势之变,面对党政官僚集团仍然强硬,少有收敛,终于酿成倾覆之祸。

后来,邓小平悍然发动政变,自断改革开放之臂膀,中共保守势力全面复辟,乃至得意忘形,以为“山中无老虎”而可以放肆,不仅要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退回到“有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甚至上海报刊发表基于邓小平讲话的文章,也被北京揪住不放。翌年,邓小平干脆一不作二不休,到南方走了一趟,讲了一路,依恃他在军中的势力,形成强大压力,虎气毕露。于是,江泽民、李鹏只好退却,领导中共向市场经济低头。

“无知者无畏”

斯大林去世,出现“山中无老虎”的局面,毛泽东与中共,似乎都轻快了许多。

在这个意义上,再来审视斯大林与毛泽东,此二人之对比,过去的传统看法,看来也有不甚贴切之处。

先前,人们知道,中共建政以后,对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缺乏经验,毛泽东面对斯大林,尽管有了相当的独立性,但他学习苏联经验、学习斯大林的有关著作,仍是相当热情也相当谦虚,在斯大林去世的一段时间里,也仍然如此。不过,毛泽东的自信心逐渐显露,而中共的宣传,则不无骄傲地指出,毛泽东在一些方面,其实比斯大林高明,他的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似乎比斯大林大得多。

这贡献,主要体现在相互联系着的两点,一是,毛泽东正视现实社会里的阶级矛盾,强调阶级斗争,二是,在承认矛盾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了他的理论见解。这实际上也就构成了毛泽东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础,而著名的“十大关系”,是建立在这两方面的贡献的基础之上,是更为具体的论述。

看上去,这就使得毛泽东可以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并列,成为伟人。

不过,斯大林在理论上看似较少“突破”,换个角度看,其实是他在苏联的理论和学术环境里,较为谨慎而已。

依照马克思学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质,即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这一过程中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无阶级社会,没有对抗性的社会矛盾。斯大林领导的“革命”,创造了跨越历史阶段之先河,“社会主义”社会里,私有制没有完全消灭,阶级、阶级矛盾及其对抗性依然存在。对此,斯大林看在眼里,心中有数,他在理论上相当谨慎。一方面,他在对全党的讲话中,曾对照《共产党宣言》所列之革命措施,逐一讲述了俄国“革命”实践,证明其“革命”达到了“宣言”要求,另一方面,他没有忽视马克思学说对“国家消亡”的判断,专门作了说明,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国家暂时无法消亡,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仍须掌握国家机器对付敌对势力。

斯大林难以解释他的“革命”造就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与马克思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巨大鸿沟。他的谨慎表现在,他在没有把握时,避免触及面前的鸿沟。他没有擅自修改理论,而是把跨越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怪胎,勉强塞进马克思学说的理论框架。

毛泽东则不同。他有正视社会现实的勇气,而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时,就动手修改理论,而对“国家消亡”,他根本不屑一顾,不置一辞。

马克思学说对社会矛盾的分析,呈现“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框架。前者,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后者,是基本矛盾体现于社会之中,在阶级社会,即为阶级矛盾。例如,对资本主义社会,认为它的基本矛盾为生产力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其主要矛盾,体现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斯大林基本上没有触及这个理论领域,苏共对阶级与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多,后来干脆认定苏联社会在进入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在“哲学家”毛泽东,领导下,对这方面的理论建树,就认真得多。

中共八大对社会矛盾作了自己的论述: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一论述,维持了斯大林式苏联论述的基本框架,即社会主义社会无阶级,无对抗性矛盾,然而,它依其逻辑,更进了一步,提出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违反马克思学说基本理论的论断。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无视斯大林的谨慎,依照斯大林式苏联论述的逻辑,贸然迈出一步,显示出共产党“革命”的历史性错误。

而毛泽东,他当时没有公开自己的异议,但是他对此不满意,仍然坚持以阶级矛盾,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不过,开始的时候,毛泽东也相当谨慎。他的论述,看上去很传统──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并且,“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也就是说,它是非对抗性矛盾。但是,毛泽东埋下了伏笔:如果我们对矛盾处理不当,或者资产阶级不接受共产党的政策,这一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这一笔,非同小可。

然后,毛泽东触及基本矛盾了。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这一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那么,如何不同呢?很遗憾,毛泽东看来难以作出更为具体而深刻的论述,他只能笼统地说,“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

毛泽东似乎也知道,这样的论述缺乏新意,基本上属于废话,但是,他又实在没有新的论述。于是,他另辟蹊径,放弃对生产力的具体性质和生产关系的具体状况作分析,转而描述它们之间矛盾的“状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可以说,毛泽东对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就体现在提出这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态。

要命的是,任何一种新的生产关系,都有比旧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应生产力的性质,而在这样适应的同时,它与生产力之间,有其特殊的矛盾。理论家的本事,就在于他们如何分析现实生产力的性质,而生产关系对这时的生产力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是怎样一种状况。

可以说,任何一个社会的基本矛盾,都呈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态,此即所谓“对立统一”。毛泽东的论述,只是貌似深奥,实际仍是一堆废话──相比中共八大的论述,后者在理论内容上大错特错,但分析的方法或方向,即具体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却是正确的。

据说,一张白纸,可以创作最新最美的图画,然而,若画者的水平近似于白纸,那么,他的大胆创造,往往只是胡乱涂抹而已。这就应了小说家王朔的话,叫作“无知者无畏”。

“猴子称大王”

不幸的是,中共的理论水平低得可怜,先天地营养不良。

马克思学说兴盛于欧洲。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先是出现伯恩施坦的全面“修正”,考茨基似乎念在党内同志的份上相对客气,并且在政治策略方面参考伯恩施坦的论述而做了调整,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则以他的哲学论著尖锐地批评了伯恩施坦的“修正”理论。此后,共产党另树一帜,无视马克思、恩格斯对“不断革命论”的否定而再度将其复活,受到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以及卢森堡等人的批评和反对。当时,在西方国家,考茨基所谓“社会民主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之势已经形成,但是,俄国出现革命形势,二月革命成功,而布尔什维克以武装起义而突然袭击,击败其它社会主义派别,从“十月革命”走向布尔什维克独裁。

不过,即使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首屈一指的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学识渊博、造诣精深,政治上被边缘化之后,仍受到列宁尊敬──1921年年初,列宁在著名的“再论工会”小册子里要求,布尔什维克党的年轻党员要“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以及布哈林,他们的著作,为布尔什维克党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思想。斯大林不得不反复血洗布尔什维克党,才能够将该党改头换面,脱胎换骨,铸造为听命于他个人的斯大林主义党。

而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德国党、俄国党那样的大理论家,而且,它建党之初的那些有较高理论与学术素养的知识分子,在残酷的斗争环境里,只经过二十多年,就迅速凋零。李大钊被捕,后被处决,而陈独秀身为最高领导人,先是不得不听从共产国际指挥,继而不得不为听从指挥招致失败而承担责任。尽管他本人受托洛茨基“第四国际”影响,转而反对斯大林主义,却失去了影响力,已难以引导中共走向正确的方向。

中共本身,在挫折与失败面前以政治、军事求生存,甚至标榜自身为工人政党而一度推选工人领袖向忠发,名为总书记,实际权力仍在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党机构领导人手里,自己对自己开了个大玩笑。继而,它在城市里站不住脚,转移到农村根据地,再次因听命于共产国际所谓顾问的指挥而遭大败,从南方败走,辗转逃到北方的贫穷之地,艰苦图存。于是,它逐渐转向信奉毛泽东式的“山沟马克思主义”,深受共产国际及苏共熏陶的“国际派”持续地遭受打击和排斥,无情压制和凶狠打击其它理论思想成为该党的传统。

到后来,中共干脆把它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标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或理论,其突出的特点,是以它的最高领导人作为其思想的印记,“思想”与领导人的权力紧密相连。

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党的领导人。他们是理论权威,但他们对党的影响不是靠党权,而是凭借他们的思想理论本身的力量。马克思对1875年的《德国工人党纲领》(即“哥达纲领”),写过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写过《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最后引用《旧约全书·以西结书》中的话,“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那是带着几分无奈的建议,批评,规劝,而党的领导人们,当然不能将其视为“妄议”党的纲领。与今日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两相对比,共产党人的依恃权力,已经深入骨髓。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共产党的官方宣传,把它的这些领导人对理论发展的“贡献”吹得神乎其神,天花乱坠,而其内容,其实质,完全经不起推敲,甚至根本经不起依据常识的比较认真的检验。

毛泽东自己知道,“我党”真懂马列者不多。既然“山中无老虎”为常态,那么就不奇怪,“猴子称大王”也是常态。“猴子”们自诩为“老虎”,神气得不得了,似乎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要紧的只是,须严令与猴“王”保持一致,不仅不得妄议,而且以制度化的述职,以及严格的纪律检查,作为保证。

习近平矢志“救党”,但是,他无力以独特的思想理论为他的党指点迷津,其出色的贡献,却是把日益严密的警察式制度引进党内,看来真是“黔驴技穷”了。

 

——转自新世纪(2019-03-18)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57期,2019年3月15日—2019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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