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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国家安全与中国人的生存恐惧——剖析《国家安全蓝皮书》及其产生背景

2014年05月14日

最近颁布的《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据说是首份“国家安全蓝皮书”,非常重要。于是我非常认真地读了能够在网上浏览到的所有相关内容。一个深刻的感受是这报告的标题错了,如果改名为《中共政权安全蓝皮书》,那才叫实至名归。

中共利益集团不代表国家

为便于论述,我得先廓清“国家”与“政权”的概念。中共实行党国一体之体制,并宣称自己既是人民的代表,又是国家的象征,还是中华五千年文明最优秀的代表者与传承者,因此,国家与政权是同一的,反对政府腐败与政府不作为,都是反党反政府行为,是中国人民及中华民族的敌人。

对此,我写过不少文章辨谬,前一向还在《推事记趣:国家之义与自由之意》一文中做过详细的阐释,现转引其中重要部分如下:

中国政府这样宣传,完全混淆了“政权”与“国家”二者。借用英文来谈容易廓清得多。英语中指涉国家的词主要有两个,即state 与country,前者指国家机器,后者指国家(指疆域意义上的,类于中国人常说的“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在英语世界里,人们只会说 I love my country,即“我爱我的国家(或生我养我的土地)”,绝对不会说 I love my state(我热爱这个国家机器)。有部美国电影,名字叫做Enemy of State,中文译名“国家的敌人”,指的就是这个人成为了政权之敌,并非是country之敌。

理清国家与政权之分别,就能够理解我为什么建议将《国家安全蓝皮书》改名为《中共政权安全蓝皮书》。

“恐怖势力”与反对者来自“人民”

该蓝皮书指出,2013年中国境内恐怖活动再次呈高发状态,并呈现新特点。呈现出地域扩大的趋势、以政府机构和军警为主要袭击目标。“目前国内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就是暴力恐怖主义”,“恐怖势力使用冷兵器等简陋工具作案”。

这段话本身就说明一个重要事实:中国的恐怖分子主要来自国内,而且以国家机器这些中共政权的暴力统治工具为目标。他们装备水准低下,主要使用刀具等简陋工具作案,也就是说作案者很不专业,即兴作案的概率高,也没有外部势力提供武器装备。

这与国际社会的恐怖分子形象相差甚远,因为常见的恐怖分子常用装备是AK-47,杀伤力大的炸弹与各种先进装备,有的还拥有导弹、会开飞机。咱中国都快成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恐怖分子的装备为何如此不济?答案很清楚,这些“恐怖分子”多属于走投无路的社会底层,他们的不满并非出于对国家的不满,而是对国家的代理人——政府不满。在遭受到各种不公平待遇之后,他们向社会实施无定向暴力报复,其他社会成员成为这种暴力行为的牺牲者。即使是少数民族“恐怖分子”,大概也大多来自社会中低层,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的神圣的“人民”。

中国这类以伤害平民为结果的“恐怖袭击”,用高压扼制只会处于防不胜防的状态,中国政府应该反思一下这类行为产生的根源并杜绝之,否则只会加深社会矛盾与社会成员的生存恐惧感。

思想自由、新闻自由成为政权安全之敌

《安全蓝皮书》列出了中共政权安全面临的种种威胁:“西方国家民主输出对中国政治思想构成威胁。西方国家利用现代传媒和文化产品输出,大肆宣扬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质疑中国的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目的是为了与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相配合以瓦解社会主义”,报告专门点了2013年1月,美国借中国《南方周末》报“元旦献词”风波指责“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声称“中国政府如果不能有效抵御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将严重影响本国政治思想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要保证中共政权安全,先得让国人处于愚昧状态,才能继续对中共意识形态保持信仰忠诚,否则“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很难与西方的民主政治抗衡。这至少得做到三点:首先得篡改或隐瞒中共的丑恶历史,就算目前在世的中国人大都经历过“三年大饥荒”、“文革”、1989年“六四事件”,当局也不准国民如实讲述这些历史,否则就难以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这就是学者徐友渔等人今年5月私人聚会纪念“六四”被抓捕的原因。其次,还得控制媒体,让国民生活在CCTV炮制的“党的春风”里。5月上中旬之交发生的杭州市民反对建垃圾焚烧场的环境维权,被新华社消息报道成“打砸事件”,53位为保卫家园而战的勇敢市民被公安机关定性为“聚众扰乱公共秩序、妨碍公务和寻衅滋事的犯罪嫌疑人”。第三,要奉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国教,就得让中国老百姓不信仰其他宗教,《安全蓝皮书》称:“宗教渗透威胁社会主义信仰认同构成”。如果说以前还让“三自教会”活动,“三自教会”的各种长老都是中共统战对象,最近浙江温州被拆的三江教会教堂,这三江教会据说是三自教会。

政权安全建立于民众的生存恐惧之上

《安全蓝皮书》承认,“互联网突破了时空边界与意识形态封锁,一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各种思潮通过网络传播,冲击着中国民众的思想,冲淡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主导作用和功能的发挥,造成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下降,危害着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进而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中共这场意识形态保卫战打得非常辛苦。多年来,中国政府与知识分子媒体人之间的拉据战一直未断。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在拉锯战中占据优势,完全是其占据了一切政治资源、组织资源与经济资源,因此可以耗巨资建网络防火墙,可以创造一个庞大的网络控制产业,吸纳不少人就业,在保证五毛等网评员在网上胡说八道的同时,任意抓捕人并以言治罪,北京老记者高瑜因泄露以“七不讲”为主要内容的九号文件被捕,还被逼迫“央视认罪”。自去年北京推出“央视认罪”以来,迄今已有陈永洲、高瑜、及向南夫三位背景完全不同的记者被施以这种精神酷刑。

在这种让人窒息的严厉管控下,中国记者成了一个高危职业。自4月28日至5月8日十天内,前后有新华社安徽分社副社长、总编辑宋斌,杭州《都市快报》副总编徐行等四位媒体负责人自杀。密集出现的自杀事件引发了中国媒体业界讨论。业界很悲伤地再次谈到各种导致记者抑郁困顿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记者是肉喇叭”,“备受上方律令的煎熬”,尤其是那些写调查报道的记者,他们揭黑反腐,既是记者的中坚,又身心交瘁,还要冒着生命危险……

可以说,《国家安全蓝皮书》中论及的所谓“国家安全”,其实只是政权安全。这一报告充分展示了一点:中共为了保住政权安全,不惜剥夺中国人民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政治权利,通过政治高压让社会成员产生恐惧而被迫服从。可以说,中共政权安全是以全体民众的生存恐惧为前提。这就是中共政权与人民之间的“维稳战”没完没了的根源。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0期    2014年5月2日—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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