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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杰:崔健:一块红布,蒙住双眼蒙住天

2019年12月06日

上世纪八十年代,忘了哪一年,同事给我一盒录音盒带,说是一个新晋歌手,特别与众不同。

我把盒带放进迷你单放机,立即,整个办公室里的人都被一声喑哑的嘶吼攫住——“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老同志说,这是唱歌吗?这是吼。

的确,这不是唱,这是吼,可中国戏曲不就是吼吗?他吼得很有中国本土气,像秦腔,像梆子,一下子把我扔到了荒凉的黄土高原上,我好像看见一个戴着白头巾的陕北汉子,皮肤黝黑,脸上布满纵横的沟壑,对,就是罗中立油画的那个形象。他站在荒袤的黄土塬上,对着道道沟坎,高声嘶喊。

歌者引起我的好奇,细一打听,他并不是专业歌手,本职小号手,跻身歌手行列,纯属偶然。

那是一个歌曲音乐多元的时代。国门打开后,港台歌曲、欧美音乐进入中国,霸占歌坛的是流行歌曲。听革命歌曲成长的一代音乐人,从形式到内容,都如饥似渴地吸吮着外来音乐艺术的营养,并开始在革命歌曲的胎盘里孕育新的婴儿,本土新流派不断涌现。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所以,首先崛起的是西北风,一批唱西北的歌曲开始流行,而崔健被外国摇滚吸引。

摇滚的特点是心里想啥就唱啥,他除了吹小号,整天抱着吉他,自弹自唱,就这样,《不是我不明白》诞生了。

那时的中国人还不知道什么是摇滚,听过披头士的寥寥无几。

《不是我不明白》唱法奇怪,但歌词贴地气,唱出青年人内心的迷茫。

他唱着这首歌去参加全国歌曲大奖赛,第一轮就被淘汰。他没气馁,坚持认为中国需要摇滚。

那时,他已经在小圈子里声名鹊起,纪念国际和平年的音乐会邀请了这个大奖赛首轮就被淘汰的歌手,就在这场演唱会上,他唱了《一无所有》,歌毕,听众起立长时间鼓掌。

《一无所有》曲调来自陕北民歌,却开启了中国摇滚纪元。

我联系他要采访,他请我去听他的独唱音乐会。非常意外地,当时的国家副主席竟然在前排就坐。看了曲目单,我释然,上面有《南泥湾》。

副主席就是当年延安大生产的军事首长,说起他的359旅,就会想到延安大生产。

翻唱红歌也是当时的一个潮流,那个时候,《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就特别流行。这一代毕竟是植根于革命歌曲的土壤,潜意识里的旋律总会在脑际萦绕,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和对现实的反叛,又让那些熟悉的旋律被赋以新的解读。

当他唱起《南泥湾》,情况变了。随着歌曲的演绎,副主席坐不住了,那不是他熟悉的郭兰英的《南泥湾》,那里面没有“到处是庄稼”,也没有“遍地是牛羊”,更没有“陕北好江南”,那里面满是苍凉与悲怆、无奈与迷惘,怪腔怪调的歌声引起他内心某种不快,他愤然起身,扒拉开身边的工作人员,怒声说道:以后不要再让我听到他唱这首歌。

随后传来的消息是,他遭受到北京交响乐团最顶级的处罚——开除出团。

领导说,这个人有争议,不报为好。我的专访计划,也就搁浅。

那年底,“新时期10年金曲回顾”演唱会在北京举行,他以个人身份参演。计划中,他要演唱的是《一无所有》,但他登场后,灯光打到他身上时,观众发现他的眼睛上蒙着一块红布,于是,人们听到了《一块红布》。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

作为歌舞团家属,居住在分配的宿舍楼里,他一定非常渴望有自己的生存空间。红布并不能解决他的现实需求,只是蒙住双眼,让他看不见现实而已。

他的个人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开始思考生活现实与政治宣传的冲突,那个年代,能有如此见解并敢于公开表达的人,除了写小说的王朔,就只有他。

如果说《一无所有》是借景抒情,从《一块红布》开始,崔健的歌进入了寓言时代。那里面有故事,有人物,也有想法。

当时,王朔是写作的非主流,他是音乐的非主流。王朔的小说越来越撒欢地写,他的摇滚也越来越撒欢地唱。

《一块红布》之后,《假行僧》《花房姑娘》到后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用他的话说,已经是“撒点野”了。

这些歌后来都收录在他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里。

我一直认为摇滚是最适合露天演唱的艺术形式,而且,摇滚的魅力不是展示和欣赏,而是互动交流。

机缘巧合,给了他一次露天演唱并与乐迷交流的机会。

1989年5月底,听说他要去广场演出,我急忙带上相机前去。他带着乐队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几乎在人挤人的人堆里,放声高歌《一无所有》。

那次的演唱会不光是他生命的不可忘记,也是在场每个人的不可忘记。

1990年1月,他为北京亚运会募捐,演唱会名为《从头再来》,我总觉得那名字有什么玄机。

1990年底,因工作调动,和文艺界没了关系,也就不再去关注他的行踪。

其实,我是不太欣赏摇滚的,1990年代,是黑豹的时代,但我从没完整听过一首黑豹的歌。

1990年代末,发现有售他演唱会的影碟,就买了一个双碟装。里面涵盖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曲目,特别是《红旗下的蛋》《解决》《最后一枪》《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

听起来总觉得不如八十年代的歌曲那么犀利,至少不再像八十年代一样能打动我。也许是我老迈了,也许是他的锐气都在八十年代用尽了。毕竟,八十年代是中国思想和言论最宽松、宽容和宽厚的时期。

2014年,听说他要上春晚,他参加了彩排,曲目依然是八十年代的开山之作《一无所有》,但最终没能通过终审。

虽然一代代新成长起来的歌手都和他有过交集,而他依然不为主流接纳。崔健与谭维维

与青年人的合作,也有过忘年恋的传闻。而他的回应也很耐人寻味:不管你我年龄差距多大,二十还是三十岁,只要城楼的那个画像还在,你我就是同一代人。

我不由感叹,那些曾经的故人,不论他们当初从事的是什么职业,最后,都活生生地活成了同一个行当——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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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光传媒(2019-11-20)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76期,2019年12月6日—2019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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