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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东欧的秘密警察是怎样形成的

2019年03月15日

国家机器上的“癌变”(上)
 

我想在中国学过政治课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关于国家学说的三段论:由于在旧体制下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机关,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任何一次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都是为了打碎和摧毁旧的国家机器,使之无法镇压人民。

列宁说,每次革命后我们都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是如何力图恢复替它服务的特殊武装队伍,而被剥削阶级又是如何力图建立一种不替剥削者服务的新型同类组织”,它转变成一种服务性机构,同时也是国家的专政机器走向消亡的过程。马克思大为赞赏的巴黎公社那些“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作法,主要都是弱化强制手段的措施,这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认定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列宁在《革命与革命》中反复强调,“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国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等人民掌握了政权以后,就要使国家转换成“一种不是原来意义上国家的东西”。随着阶级的消灭,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区,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到国家发展的第三阶段,便由工人来管理国家。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要有一套防范机制:第一,所有人员选举产生,随时撤换。第二,国家官吏的薪金不能高于工人的工资。第三,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查的职能。

恩格斯曾批评1891年党纲草案(即爱尔福特纲领)没有提出民主和废除军事官僚机器、实行“不靠官僚制”的“美国式的完全自治”,并指出美国“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少数士兵外没有常备军,不存在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恩格斯还赞赏地说:“如果每个公民家里都有一支枪和50发子弹,还有哪个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是马恩一贯的主张。马克思1866年为第一国际临时中央委员会写的“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说:“庞大的常备军对生产的毁灭性影响,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我们建议普遍武装人民并进行使用武器的普遍训练。”

在经典作家的语境里,革命成功后遵循宪政民主规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我们在苏联模式的国家里却看到了与马恩表述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境。在那里国家机器不但没有弱化而且发展得空前庞大,它的“矛和盾”不是用来捍卫老百姓的利益,而是与旧体制一样是为少数官僚集团服务的,而专政的矛头是对准那些要求宪政民主的人。新统治者表现得极其虚伪,虽然口头上仍然宣传政权的民主性和人民性,但实际上是把那些敢于挑战其权威的人送进集中营,或者扼制住民间的声音使其无法发声。

正如卢森堡所质问的,这种国家的专政机器到底是对准谁的?它“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党的领导人是指挥者和统治者,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在这种国家体制下国家机器不仅会压迫无产阶级自己,而且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对“多元层面”的极端不自信和对自由言论的惧怕,势必会像它所推翻政权一样,借助国家机器实行防范,管理、压制,把镇压变成为一种常态。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蜕变

进入近代以来政治的公共性和多元性成为发展趋势,人们可以在多层次多纬度的选择下找到适合自己的政见认同,共产党作为其中之一,当然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东欧的共产党在自由竞争中或者说在不同层次的政治认同竞争中并不具有压倒性多数。东欧的左翼传统上一直都是以社会党为主,共产党的根基本来就浅,绝大多数共产党都是在第三国际的扶植下建立的。二战期间,由于一些东欧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到莫斯科躲避法西斯的迫害,导致国内威信下降、组织涣散,认同程度远不如那些在国内坚持斗争的政党。1945年战争结束时东欧各国都是“反法西斯民主联合政府”。

二战末期随着苏联坦克的推进和撑腰,东欧亲莫斯科的共产党势力后来者居上,很快做大,成为所在国家的主导力量,但是选民基础依然薄弱。1947年波兰关于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全民公决只有7%的人投了赞成票,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在进行议会选举之前,民间机构所做的调查显示共产党的拥护者约占10%左右,匈牙利在1945年的自由选举中共产党得到17%的选票。显然通过公平的自由选举共产党是不可能马上就能上台执政的。就像匈牙利《人民自由报》在1990年4月4日所说的,苏联把“一个与我们格格不入的新的社会制度强加给我们”,“1945年是一个悲剧时代的结束,又是另一个悲剧时代的开始。

1947年冷战爆发,斯大林结束了在东欧实行的“人民民主”政策,命令共产党快速掌权,重拳出击资产阶级党派,限制除共产党外的一切政党活动(即便仍有一些民主党派苟活下来,也都成为装饰点缀性的“花瓶党”),并以小吃大吞噬掉社会民主党,使所有的竞争者迅速化为乌有,同时还成立共产党情报局全盘领导、充当后盾。这样东欧共产党就以权力垄断、行政命令的方式成为唯一党派或第一大党。这个过程在捷克被称作“布拉格政变”,在匈牙利叫做“辉煌三年的”结束,在波兰被看作是“民主制度的终结”。从这些称呼中就可以看出人们对短暂的“民主试验期”的怀念之情。

这些共产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就要加强警察系统的控制和震慑力量,以公权力的扩张、以政治正确的强迫性迫使其他人认同。1948年捷克共产党仅在布拉格市,一下子就任命8名共产党人全面接管警察系统,引起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12名部长集体辞职以示抗议。于是共产党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为了保持自己的垄断地位,不能做“开放体系下的被选择者”,必须使“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在共产党出于少数以及缺乏民众基础的情况万万不能搞民主,只能搞专政,因为只要允许选择,就会出现无法预料的局面,共产党就可能下台。

这样,坚持理想和保住权力变成为一对矛盾。最后,对强力意志的崇拜和以国家调配和计划改造世界的自负占了上风,很快理想主义便蜕化成特殊的专制主义,所以国家的专政机器的重要性在夺取政权以后主要就体现在它对权力的维护和对异己力量的镇压,强迫人们在没有选择的选择中屈服,于是畸形的无限膨胀专政机器,努力把它的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靠制造恐惧来维持其正统性,并用反复灌输、教化和宣传的方法让人放弃经过自身判断得来的信仰。

此种模式的创造者认为,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在没有比较维度的情况下对强权的依附便会成为一种常态,久而久之人类自由的天性便会萎缩。于是我们在这类国家看到了与马克思“去国家化”相反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专政机器极其发达的“管制社会”,专政机构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统治者自身的权力。

这种体制由于合法性不足,缺乏应有的平常心,自身的紧张感和过度防范心理,在马克思主义的词藻下和内心虚弱的实质下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困境:在维持公共领域一致性的表象下,实际上是把所有的人都想象成“假想敌”。同时它又需要不断制造出魔鬼的存在,以证明专政部门必要性和至高无上的地位。东德的一位新闻工作者说,“这是一个设计出来的只会制造焦虑的体制”,它对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的任何行动都会高度敏感,可见它的公共支持率是多么的不稳固,自信心是多么的缺乏。在这种双重困扰的思路下,控制社会就变成为重中之重。他们对无法掌控、不可预见性的事情充满了恶意想象。

东欧剧变之后,东德的政治局委员沙波夫斯基承认,“我们只有通过隐瞒以下的事实,即人口中的大部分,也许是大多数是反对我们的,我们才能继续存在下去”。为了不给对抗留下任何空间,党的意识形态要占有垄断性的超越一切的叙事空间。它通过心理操纵、教化宣传、行为掌控和专政手段来保持其稳定性,所以我们需要强化压制分歧的体系,以此来镇压异见分子、震慑社会,把任何不友善的观点消灭在萌芽中。我们要让民众知道,权力的声音就是真理的声音,丧失自我是最好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

内务机构的无限膨胀

外部战场没有了,但是内部的较量并没有停止,靠苏联撑腰的东欧统治者,借用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来为内部镇压寻找借口。他们说,“阶级敌人的抵抗越是猛烈和危险,就越不可避免地需要加强惩治系统的惩罚措施”。“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不是通过阶级斗争熄灭的方式而是通过阶级斗争加强的方式得以实现的”,因此必须加大惩罚力度。苏联提出的口号是“既然进行阶级斗争,那就需要恐怖,既然阶级斗争会加剧,恐怖自然也会加剧,一天不搞恐怖危险,两天不搞恐怖党就会灭亡”。

暴力镇压和言论钳制是这类国家最常用的控制手段,正如后来雅科夫列夫所说的,国家把“大量的资金花费在与不同政见的斗争上,花费在一场对付本国人民、特别是对付知识分子的秘密战场上”。因为谁都心知肚明,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会举行装潢门面的选举,而它们无一例外的“缺乏准确性的司法保证”。共产党是作为反对派上台的,所以它最不能容忍反对派的出现。苏联曾提出过,每个党员都应该成为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的简称,克格勃的前身)的工作人员,每个公民都应该是契卡的工作人员。契卡对招募的告密人员说,让你们当情报员是党对你们的信任,是值得自豪的事情。曾经有一个时期苏联对告密行为实行株连政策,凡是未能报告亲人批评政府的行为都被视为犯罪。

此后公权力的不断扩张,它不断的挤压、蚕食侵入个人的私生活,要使对政权的质疑没有任何空间,以至于最后形成国家的安全是建立在个人不安全的基础之上这样一种事实。于是掌控秘密警察的国家内务部便开始从其它部委中脱颖而出,一家独大,它甚至超过国防部、外交部……以及所有这些机构的总和。它成为一个自成体系的特权王国,其成员经过密集的意识形态洗脑、严格的职业训练,所有的人员都变成没有情感的像结晶体一般的“强硬性”和具有听命于上级机关的“服从性”。

斯大林常说,权力是没有灵魂的,没有情感的,它只会执行命令,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只会根据指令转动,国家最需要的是没有自己头脑、只会执行命令的工具。布哈林曾经这样评论共产党的内务部:“这些神奇的机关”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齑粉,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这个机关也会立刻找到证据。人们私下议论说,这哪里是“国家安全部”,分明是“党卫军”,它维护的不是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而只不过是在假借国家安全口号下保护一小撮人的利益而已。于是乎它变成为奥维尔《1984》中的一种讽刺:本来革命是为了打碎和取缔极权的,而现在却变成了“进行革命是为了引进极权”。

为了增加自身的凝聚力,就要把自己神圣化,把外部世界妖魔化,以此来割断封闭社会与外交的交流。国安部门不断向民众灌输这样一种思想,西方是一个“自由的怪物”,自由是成为下流之人的可悲的自由,自由世界采用流氓的方法诱导人们背叛他们的祖国。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有什么消极的东西阻挡它的前进步伐呢?首先是各种个人主义的表现,对领袖和政府的不信任,对国家政策的抱怨。在没有过滤的各种声音的喧嚣中,群众是没有辨别能力的,所以服从性、组织性就尤为重要,向国家告发“危害政府”、“背叛祖国”的行为,做政府的“线人”是忠于党、忠于祖国的表现。

1961年柏林墙建成以后,东德政府普遍采取的方式是让父母和孩子一起发誓,不再接触西方的媒体,在校学生有时也被鼓励讨论他们在家看到的节目内容,以此来帮助情报部门收集信息,用来作为他们反对父母的手段。但是即便如此,据统计只有7%-18%东德观众观看国内新闻。而且东德的国安甚至招募前纳粹人员为其服务。

东德的国安——斯塔西——的告密网络远比纳粹时期严密,东德成年人约有2%同斯塔西有某种关系,那些乐意告发邻居的人形成的网络得到很大的发展,东德内务部花40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用来对付异见人士的完善体系,使那些敢于和统治集团作对的人会面临孤立、盯梢、职业歧视、政治迫害、监禁、被驱赶等精心设计的复杂困境。所有表现出对政府任何质疑和不友好观点迹象的人都会受到坚决的处理。秘密警察系统的内务部畸形发展,使它看起来像国家肌体上的“癌症病变”,它在不断吞噬正常的社会细胞。

东欧反对“苏式社会主义”的动力

集权政治的错误判断在于,它总是低估人类的自然天性,低估人类追求自由和真诚信念的精神。在斯大林时代完全封闭的政治高压下,这种体制尚可以运转,后斯大林时代东欧国家马上就有强烈的反弹,都被镇压下去。1960年代东欧的经济增速与福利水平都明显落后于他们的西边的邻居,而且东欧集团的政治利益共同性和社会文化的一致性也难以为继,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匈牙利人解释什么是共产主义时说:“共产主义就是坦克太多,土豆太少;吹牛太多,实效太少;黑箱操作太多,光明正大太少。所谓人民的自主权就是不能批评党政领导和警察机关。”

人们发出质问,这种制度的设计者早年间也都是崇尚个人自由和宪政民主的,为什么一群心怀救赎的人往往走向自己的反面,为什么以反抗暴力、强制的人又走向了暴力、强制,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在镇压了对手和敌人之后就开始不断地自我镇压了呢?为什么那些理想主义者最后都会落到极权和红色专制呢?这种社会主义是谁的国家大家心中一清二楚,正如哈维尔所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共产党领导人的特权、压制和腐化成为人所共知、人所共厌的东西,而曾经唤起知识分子热情的意识形态越来越缺乏说服力”,最后都走到了自己的反面,从反对白色专制走向了建立红色专制。

人们看到这套制度最大的问题是虚伪性下的言行不一。《波兰政治周刊》说,“共产党讲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党的干部千方百计回避一个重要问题,对别人讲的是共产主义道德,对自己实行的是腐化享乐,尽最大可能地维护既得利益。意识形态的“空心化”和言行不一的虚伪化是显而易见的。波兰的《论坛报》说,“共产党的合法领导肯定谈不上,他们从来没有得到全民的自愿授权,历史纪录准确的说明,为建立垄断一切的权力,共产党无论对其本身的成员还是普通公民都采取了恐怖和不人道的行动”。之所以要建立这么庞大的国家机器,就是因为合法性失缺,害怕与其它政党竞争,害怕来自民间的不同声音。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呐喊,“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不归功于国家的仁慈,公民本身就拥有人权,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权利”。

捷克人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机构政治化是权贵们特权的有效保障,一个特权集团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占据了军队、警察、法院、传媒机构以及政府机关中所有的领导职务,他们把这种领导职务变成了个人捞取物质利益、社会地位和优越性的工具,并利用联合统治的力量垄断了整个国家的一切活动乃至公民的思维。”

1989年挣脱了苏联桎梏的东欧又回到了1947年以前的轨道上来。1989-90年在东欧各国的自由选举中,共产党纷纷败北。波兰统一社会党在允许竞争的议席中第一轮创下零的纪录,匈牙利社会党只获得8.55%的选票,虽进入议会,但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愿与其组阁。捷克的议会大选中,捷摩共获得13.7%的选票,民社党获得了16.33%的选票,社民党稍高一点,获得21.84%,基民盟获得40.91%,成为第一大党。在东欧,人们尤其对秘密警察的行径感到愤怒。以东德为例,1990年1月开始各地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尽快解除秘密警察斯塔西的职能。1月23日,民社党执委会大楼上5米高的党徽被愤怒的群众拆除,不久东德的克格勃——国安——总部被接管。10月21日,德苏达成协议,到1994年底苏联在东德的38万驻军包括家属60万人全部撤离德国。一个时代结束了。
 

“在历史中公开质问自己的责任”(下)
 

剧变前夕,罗马尼亚警察局、内务部和情报局档案资料被最高机关授意的便衣烧毁。这样既可以使过去罪恶的历史无据可查,又可以嫁祸上街示威的学生,给镇压制造借口。其他东欧国家也都存在大量销毁档案的现象。东德民众从剧变一开始对保护档案就有一种自觉的意识。1990年1月东德的示威民众占领了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总部大楼,迫使秘密警察解散,阻止他们销毁档案。目前保存下来的告密档案大约有185公里档案柜长,大约1.55万麻包被撕碎的档案,现在都存放在马格德堡,还有47公里长的胶卷,照片160万张。大量卷宗详细地记录了告密的“线人”被招募、领取薪酬、跟踪、窃听、汇报的种种行径。

在东欧国家,如何对待那个时代的秘密警察和告密行为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一些国家考虑到秘密警察的活动范围涉及的人群广博,唯恐档案公布以后导致社会波动、人际关系要重新洗牌,所以销毁、封存档案,试图既往不咎。但也有一些国家主张清算此种行为。2009年4月10日在“黑色星期六”罹难的波兰前总统卡钦斯基,1981年因团结工会事件被秘密警察告密而关押,这段经历让他对共产专制国家的秘密警察制度深恶痛绝,他甚至不惜在此问题上与主张“既往不咎”的瓦文萨分道扬镳。他当选总统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重新审查当年的秘密警察和告密者。他发誓要清除前制度的残余,要求公务员、大学教师、媒体人员等公开声明当年是否与秘密警察合作过,并促使议会通过《清查法》。此举涉及甚广,据说牵扯到70万余人,一时间在东欧引起很大震动。

剧变以后,德国在整理和使用斯塔西档案过程中摸索出一条不同于波兰的独特经验,在东德遗留下来档案基础上于1991年成立了第一任斯塔西档案委员会。起初它只有52名员工,现在已发展到1600人。委员会的第一批信息被用于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对职员进行核查。1991年12月底《斯塔西档案法》开始实施,该法律至今已进行了七次修订。从1992年1月2日起,公民可以查看自己的卷宗。斯塔西档案委员会的任务是将斯塔西的结构、任务和职能公之于众,为从历史、政治、司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处理红色专制遗留问题做出贡献。档案委员会通过公开提出如何处理历史问题,促进公众参与对集权主义及其结构的讨论和反思。从此开启了“正视历史”的过程,把斯塔西变成一个唤醒记忆的场所。1991年底生效的《斯塔西档案法》为如何获取档案信息提供了法律框架,受到斯塔西监视的个人也可以看到自己的档案,从而了解斯塔西是如何决定了他们的人生命运。此外,档案还有助于对重要岗位的官员和职员进行核查。学者和新闻工作者也可以申请查阅卷宗,以便从事历史研究和公民教育项目。

由于斯塔西侦听、跟踪、摄像和私拆信件、档案严重地侵犯了个人的隐私权,这些档案文件与普通档案不同,是要依据严格的隐私保护政策谨慎处理的,档案只能用于特定的用途,而且要遵循《斯塔西档案法》中的规定。档案委员会总部在柏林,在前东德的各区首府设有12个办事处,分别保存当地的档案。2011年9月30日联邦议会通过了《斯塔西档案法》修正案,其中第33条a款规定,禁止前斯塔西雇员在档案委员会中任职。修正案还对公务人员的核查规定进行了修正。

2011年11月上旬,我们在德国朋友的安排下走访了德国的一些单位和个人,专程去前东德的国家安全部进行了参观和座谈。在11月7日前苏联十月革命节的这一天,我们来到了东德人曾谈之色变的“斯塔西”。斯塔西档案馆馆长杨·罗兰德先生带我们参观这个曾经畸形发展的庞然大物。下面一些数字可以形象地描述斯塔西的性质:斯塔西是东德最大的部委,甚至超过其他部级机关的总合。有的国家部委只有1栋大楼,而斯塔西却有49栋建筑物,约9万正式员工和19万的“线人”队伍,其中1万人是未成年人,2万人在西德,甚至很多人原来就是纳粹人员。这两项相加约占总人口的2%。它在国家的地位绝对是支配型的、不可一世的“主角”,其他部委的工作都要为它让路。

在斯塔西展馆里有一种特殊机器叫“拆信机”,它的主要功能是把邮局里分拣出来的可疑信件拆封拍照。一般来讲,出入境的信件要全部拆开拍照,国内的信件受到怀疑的要拆开拍照。在机器的协助下,东德国安每天约要打开9万封信。

坦率地说,在来到斯塔西之前,我已经有相当的心理准备,因为我毕竟已经看过斯塔西的母体——苏联的克格勃总部机关卢比扬卡。但是在参观完斯塔西后,我仍然感到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和不寒而栗的心灵震撼。这一套无可匹敌的精确、结构严谨、完备、庞大的秘密警察系统,真是叫人叹为观止,东德人的工具理性在特务活动方面真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看了斯塔西才深深地理解到,为什么说“专政机器是万能的”。

斯塔西橱窗里有三句话让我们这些中国的参观者心领神会,哑然失笑:第一句是“作为秘密警察应该无所不知”;第二句是“这些内容不能在电话里讲”;第三句是“表面上看起来很稳定”。

“斯塔西是我们反思历史的宝贵财富”

下面是我们在与斯塔西档案管理委员会的人员座谈时的问答:

问: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国安的拨款是多少?东德政权的最后一年国安费用占GDP的多少?肩负有特殊使命的“线人”的分布状况是怎样的?

答:数字至今不明,但是非常庞大,因为秘密警察的很多经费都是用民用的名义来支出的。总之秘密警察队伍的开支无疑是国民经济支出中很庞大的一项。线人的密集程度在各个领域有所不同,国防、军工、涉密单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线人分布比较密集。

问:红色专制时期“线人”的人数是多少?被监视对象的人数是多少?与1930-1940年的法西斯监控犹太人的行为相比,哪一个更厉害?

答:1989年时大约有占总人口1/95的线人,共18.9万人,具有线人行为的人数量会更大,但各个时期会有不同。盖世太保时期告密的人多于斯塔西,那个时候的人口基数也要远远大于东德人数。据不完全统计,在种族优越论的大肆宣传下,1930-1940年代大约有60万线人。但是东德很多人是主动告密的,所以才发展了这么庞大的线人队伍。

问:斯塔西档案的可信程度如何?1989年是如何发生逆转的?

答:斯塔西的档案是完全可信的,因为国家建立这样庞大的系统是在为自己服务,它不可能自己骗自己,所以绝对具有可信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也得到当事人的证实和大量的信息正反馈。

1987年国安和秘密警察就给德共中央上书说,我们现在还可以抵挡一阵子。但是,控制“公共话语”的能力在不断递减,投入和产出越来越不成比例,所以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我们就抵挡不住了。斯塔西向来称自己是国家的矛与盾,是最坚强的铜墙铁壁。他们发出这个信息说明国安已经感觉到大事不好,专政机器已经运转不灵了,只有他们知道这个表面上坚固无比的体系内部是多么脆弱。

东德最大的屏障是“柏林墙”。从1961年柏林墙建立以来,逃亡问题就一直无法根治。国家花了很大的物力人力控制人口外流,最后几年东德甚至不惜花费大量外汇保证柏林墙的屹立。1980年代末,整个东欧都动起来了,我们的人民也走上了街头要求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统治者意识到不能照样维系下去了。1989年我们这里发生了感人的和平革命,当年的中国让我们震惊。我们认为,这场公民运动一定要进行理性的非暴力抗争。

问:斯塔西与克格勃相比有什么特点?它的这套工作是否得到克格勃的指导?

答:克格勃是斯塔西的母体,它当然是从那里派生出来的。共产专制国家或多或少都从苏联学到一些东西,按它的体制建立的,就主导思想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但东德也有自己的特点,德国人发达的工具理性在斯塔西的工作中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它显现出来的缜密、严谨、管理细致、记录完整、档案资料庞大且井井有条是其他同类国家无法比拟的。可以说所有的侦听、私拆信件、监视、拍照、录像和跟踪工作环节以及领取报酬都有完整的记录卷宗。

但是东德杀人不多。从1956到1965年因为告密而获罪被杀害的有67人,不像苏联大肃反那样大规模杀人。档案的完整性对剧变后的甄别工作也非常有用,可以还原出更为真实的历史。比如像波兰、捷克之类的东欧国家,剧变以后的档案遗留不完整,尤其是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工作档案被大批销毁,很多事情就变得扑朔迷离了。当然东德也把最关键的部分给毁掉了。之所以一定要还原撕碎的档案,说明它的价值意义非凡。在人类历史上很少为了控制人而制造出这样庞大的监视系统,制造出这样一种不信任自己人民的管理模式。

问:有没有关于普京的档案?

答:在苏式体制中苏联人是老大,东欧国家中有许多铁杆“亲莫斯科人士”或者“双料间谍”,他们会把国内的情况率先通报给苏联人。一般来讲,兄弟党都不敢搞苏联人的情报,因为这样弄不好会砸了自己的饭碗。

问:东德在国民经济中计算机的运用比较普及,在秘密档案中是否如此?

答:1980年代的时候斯塔西的人也在讨论,要不要搞电子化、数码化,这样从管理和节省人力的角度说,会大大提高效率。但是从保密的角度考虑,他们害怕泄密,害怕新技术的扩散面大,容易被人窃取,所以虽然也引进了新技术,但是进度很慢,使用起来也非常谨慎,也正是这种“落后优势”的手工操作才得以留下大批档案。在所有的碎纸机连续工作报废以后,人工撕碎毕竟要慢得多,留下了1.55万麻包碎片。计算机上一个指令“删除”就什么也留不下了。德国人都知道,第三帝国留下的是“如山的军队”,东德留下的是“如山的档案”。我们刚接手斯塔西的时候面临很大的挑战,一方面专业人士严重短缺,因为档案数量太庞大、种类太混杂了,既没有任何索引,也没有归类编排,刚开始接手的时候完全没有头绪,全靠我们一点点摸索出来。目前我们档案管理委员会有1600人,联邦预算每年有9000万欧元的拨款,主要用于人员的工资和材料费用。档案的整理和碎片复原是一个漫长而细致的工作,在这里工作人员心理负担很重,他们每天都要面对这些突破人类心理底线的记录,心理压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问:如何使用斯塔西档案?会不会有使用不当的负面作用?

答:我们有一套严格的制度约束,立法清晰,考虑到了使用过程中的各种情况。政府机构不通过议会就无法使用这里的资料。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必须严守保密协定,进库必须是两人同时在场,有严格的登记手续,不能查阅他人档案,个人档案中涉及其他人部分都被涂黑,因此不会出现以档案敲诈他人的现象。

问:现在联邦的国安是否利用这里的资料?是否进入绝密档案要由内政部决定?

答:新的立法很快就会出台。在统一合约中提出一个说法:“我的档案是我的东西”。1991年东西德合并的时候,这句话被写进统一合约中去。2011年9月30日联邦议会通过了对《斯塔西档案》的修正案,其中第33条规定,禁止前斯塔西雇员在档案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同时对前公务人员核查规定进行了补充修订。

1989年时有人提议在联邦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西德当时要求我们把档案搬过去,但是争议很大,最后同意保留在斯塔西的原址上成立管理委员会,建立“斯塔西博物馆”。现在有关纳粹历史的档案是可以借阅的,关于斯塔西档案的使用情况,议会中仍有不同看法,可能还会有所变更。我们的宗旨是既要有利于使用,又要保护个人的隐私。我们有自己的科研中心和网站,发表、出版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和论文并定期发表信息,但是对媒体的报道不出面加以评论,不干涉公共舆论。

问:现在斯塔西档案在德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答:斯塔西的档案现在成为我们反思历史的宝贵财富。只有在过去的历史中公开质问自己的责任,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对一些重要历史问题进行反思是十分必要的。牢记它并不是强调仇恨,而是为了让人们从中吸取教训。前体制最大的特点是屏蔽真相,遮盖真相,歪曲真相,以记忆模糊叫人遗忘,以谎言代替真相,而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让人们看到这一切,知道我们从什么样的历史中走来。

问:有些国家的《国家安全法》中,都提及国家安全机关有“采取技术侦察”进行调查的权利。怎样界定它与违法行为的窃听呢?

答:必须要有相应的细则规定,对所采取手段的限制和应用程序的司法根据。否则,任何违规的行为都可以在“国家安全”的借口下无限扩大,东德当初也是在“为了祖国”的名义下发展出庞大的线人队伍。如果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即便受到侵权被窃听公民的行为被发现,受害人也无法诉诸法律程序。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很多国家在这方面都有相应的法律约束,在这些在法律条文中严格划定了监听的主体、使用条件和程序,同时也明确了各种非法监听的法律后果,以规范执法部门滥用职权窃听公民的行为。

公开监听以及其他侦讯手段的伦理讨论对整个社会都有启迪意义。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就是以斯塔西为原型拍摄的影片。它揭示了在共产专制时期国安渗入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缺乏法律支持的侦讯行为无视民众的基本权利,实行人与人背靠背的相互监督,导致社会伦理价值的崩溃和人际关系的“无底线”突破。众所周知,是柏林墙和斯塔西导致了东德的垮台。这种政府把所有人当作“敌人”一样防范,靠“圈禁”和“特务政治”的“维稳”手段一经公开,民德统一社会党的合法性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践踏人权的现象是不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是经不起“公开性”考问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前体制者”至今不能原谅戈尔巴乔夫、视他为“叛徒”的原因。另外,控制社会的成本越大,链条越长,就越不真实,分析辨别的能力就越差,体系便容易走入“情报误导、误判”的死胡同。

从这一点说保留斯塔西档案的必要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我们努力就是让我的档案只属于我自己,以后每个人都不再成为被斯塔西卷宗控制的工具。历史最容易重演的正是它的丑恶的部分。人类文明是一条羊肠小道,旁边充满了沼泽、陷阱和歧路,稍不留神就会走到岔道上去,所以我们要避免糊里糊涂地向前看,告诫人们不要不长记性地重犯过去的错误。对待过去历史的态度、有什么样的“公共记忆”已经预设了未来的道路。

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贵的“民族警觉”

德国人的自觉反思和拒绝遗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看到了一种“民族警觉”的可贵品质。他们不断告诫自己,我们是从一种什么样的背景中走出来,我们犯过什么错误。为了防止过去的悲剧重演,就是要不厌其烦地进行自我质问、自我反省,因为这是自我拯救的唯一办法。他们说,后人对我们的评价,是把我们与其他民族放在同一个天平上加以比较,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过去不能置身事外。对此其他民族也有类似的警醒,索尔仁尼琴曾说:“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一切,我坚守的最起码一点,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假如我们连不参与撒谎的勇气都没有了,我们就真的一钱不值了,我们这个民族就无药可救了。”捷克作家克理玛说:“如果我们丢掉了记忆,我们就丢掉了自身,遗忘是死亡的症状,没有记忆我们就不再成为人,抗拒死亡就是抗拒遗忘。”这个社会稀缺的是真实和勇于承担责任,如果一个民族可以抗拒遗忘,抗拒虚假、抗拒伪造历史、抗拒一元化史观,那它就能够战胜自己,就能够从自己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否则记忆不全的和缺乏集体反思能力的民族,就会重蹈覆辙。

已经成为“记忆博物馆”的斯塔西向人们警示,由于一个体制缺乏合法性,经不起自由认同的选择,就不得不把所有创造力用于恐吓和监视具有离心力人群身上。它像章鱼一样把触角伸向各个领域,所以它就会畸形发展,无限扩大,以至于发展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制度的国家机器。这种癌变般的国家机器企图利用个人的恐惧心理和自我保护的弱点来进行统治。它以潜意识的追逐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诱饵,编织起一张把每个人都网罗其中的大网,以“告密文化”来衡量对现政权的忠诚度。

在这种氛围里,一方面政府鼓励人们大义灭亲,对身边的亲人、朋友、熟人“打小报告”,公开招募“告密者”,另一方面制造惊恐不安的恐怖氛围,迫使人们向强大的专政机关靠拢,把社会划分成“专政者”和“被专政者”,划分成盯梢者、窃听者、告密者的线人和被监视者。很多自愿告密者认为,只要充当了政府的眼线,最起码可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孰不知线人背后又有线人,盯梢者背后又有盯梢者,所有人都生活在一种不可知的恐惧当中,每一个个体都成为装在档案卷宗里的“黑材料”。告密文化像毒素一样快速传染,人们彼此毒害。这是一个道德彻底崩溃的社会的末日景象,人人都深陷自保的泥淖中。在这个恶性循环中,每个人都可能是其中的一环,形成了公众与制度间的“共谋关系”。到处都可以见到人性的挣扎和自甘堕落的博弈,人们不断地发问:“是做螺丝钉还是做自己?以权力来决定对错和善恶的盲点在哪里?”

利用国家机器实行“红色专制”的恐怖气氛和丧失自我的秘密警察体系不但违反左派理论,也违反人性。窃听和私拆信件是对公民言论和通信自由的最大伤害,针对普通人的窃听触犯了法律的底线,这是公民维护人格尊严的必要条件,无论对个人隐私无论以何种方式窃听窃取,都是对公民生活的强行介入。它已经触犯了人权的底线。一个良性的社会可以诱发出人性善的一面,反之,一个社会的价值观若是被告密文化所笼罩,就会激发人性恶的一面大行其道。制造恐惧的人本来是要使别人失去安全感,但令制造者始料未及的是,最后连他自己也生活在恐惧之中。不正常的社会在败坏着每个人的生活,统治者自己也概莫能外。东德的张牙舞爪的怪物“斯塔西”已经死去,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斯塔西在兴风作浪,对此我们要牢记斯塔西管理委员会的那句话:“在历史中公开质问自己的责任!”

把这段潜藏的记忆裸露出来,并不是再次把那些曾经迫不得已助纣为虐的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他们推上审判台。他们说:“我们努力就是让我的档案只属于我自己,以后每一个人不再成为斯塔西卷宗里的控制工具。让民众们记得我们所有的人都曾经生活在惊弓之鸟的环境中,要让每一个人有尊严地生活,就不能无视体制魔力下的罪恶。”

——转自爱思想(2013-01-24,30)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57期,2019年3月15日—2019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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