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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育萍:反送中运动的暗夜使者 200位人权律师:“谁的身体状况还可以,谁就撑下去”(图)

2019年09月12日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4日正式宣布将撤回《逃犯条例》修正案,但并未对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撤回暴动定性等其他要求做出具体响应。警民对峙依旧持续,目前已有逾千人被捕,年纪最小的只有12岁。当街头沦为战场,平时坐在中环办公室,身穿衬衫、西装的200位“大状”,成了暗夜使者。他们为何甘冒政治风险,替这群黑衣示威者辩护?《天下》越洋采访4位香港义务律师团成员,他们又怎么想?

8月11日晚间7点左右,一发疑似由香港警方射出的布袋弹,划破了抗议女子的护目镜,年轻的脸庞满是鲜血。

这一晚,反送中示威行动遍布全城。尖沙咀、太古、铜锣湾、葵芳……,警民在前线对峙,防爆弹、催泪瓦斯强力镇压,街头沦为战场,超过百人被捕。被铐上手铐、押上囚车的当下,没人知道自己会被带到哪里。

“大家只好到处问、到处找,直到凌晨1、2点赶到新屋岭(拘留所),但到天快亮了都还没有见到他们(被捕者),这是一个很令人担心的状况……。最后大概花了1天半的时间,总共20个律师轮流去,才把所有被捕的人见完,”事隔快1个月,香港律师文浩正提起当时情况。(延伸阅读:暴力持续 经济学人:最糟的结局将是香港的终结

暗夜里奔走的人权律师

每次抗争结束后,他漫长的工作才正要开始。

还记得8月11日大拘捕当晚,他手机的WhatsApp群组不断涌入各种讯息:“有人在尖沙咀被抓”、“被带到新屋岭了”、“谁可以去一趟”……,前线传回来的一字一句,令他和群里其他律师心急如焚,赶忙出门、彻夜找人。

42岁的文浩正是香港知名人权律师,入行15年,曾多次义务替社运人士辩护。像2014年雨伞运动的学生领袖周永康、罗冠聪,或喊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在2016年因旺角暴动被捕入狱的梁天琦等人,都是他的当事人。

甚至,连泄漏美国国安局“棱镜”监测计划而遭通缉的史诺登(Edward Snowden),在港期间也是由他提供支持,帮助其离开香港、前往莫斯科。

“这确实是很累人的工作,但现在很多律师很帮忙,愿意用自己的时间,整个晚上不睡觉,到警署见被捕的人,有时候一等就是4、5个小时……,”接近午夜12点,他刚结束整天工作、抽空接受《天下》越洋采访,却听不出丝毫倦意。

反送中运动持续近3个月,根据香港警方统计,截止9月1日已有1,117人被捕。而像文浩正一样在前线奔走,提供被捕示威者法律协助的义务律师,全港将近200人。他们之中,有执业10多年的大律师,也就是代表当事人出庭辩护的大状”,其他则是入行不久的年轻事务律师,负责处理相关数据,另外也有法律系学生参与其中,彼此相互合作,组成义务律师团。

目前,因应反送中,就属民间人权阵线(民阵)与民权观察两大组织旗下的义务律师团较具规模,前者约有50到60多位律师加入,后者则在130人左右。这一群人权律师在过去三个月,几乎耗尽了所有的体力。(延伸阅读:黄之锋:“我们渴望见到一个免于暴政的香港”

香港律师们走上街头

6月、8月两度身着黑衣静默上街后,作为香港法治的捍卫者,这200位义务律师,面对难以预测的局势演变,也得像抗争者一样,保持如水般、“be water”的能动性,低调且迅速地在台面下动员。

“我们在WhatsApp成分不同小组,当拘捕的时候,马上就会问有哪些律师可以帮忙,依照每个人靠近的地方,分派到不同警署。因为你不知道警察什么时候会抓人,有时候是晚上、有时候白天,而且人会被抓到哪里、被关多久也不知道,我们只能随时待命、做好准备,”文浩正作为民权观察义务律师团召集人之一,如此描述团员之间的“协作”模式。

细数近3个月来,反送中已从初期的和平集会,升级成街头巷战。截至9月4日,光民权观察义务律师团就收到逾1,000件求助案件,跑遍全香港31间警署、12间医院、1家拘留中心,其中年纪最小的被捕者才12岁,“大家根本看不出来他那么小,”文浩正说。

这和5年前雨伞运动占领中环一带,直到最后才遭警方“清场”、逮捕示威人士很不一样。反送中却遍地开花,深入全港大小小区,每场示威动辄被捕数十人、甚至上百人,更增加救援难度。

于是,律师们只能打团体战。如同示威者一样,保持高度机动,却发展出一套适时分工、补位的行动策略。

“被捕后48个小时通常是大家最忙的时间,”25岁的戴颖姿是法律系学生,白天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晚上则是义务律师团的一员。但因为还未考取律师资格,不能经手案件本身,她便和其他几位学生连手,负责后勤工作,协助正在前线奔波的义务律师。

“紧急法律支持⋯,讯息请注明:中英姓名、年龄、性别、联络电话、身分证号码、所在警署……,”她在脸书上分享这则讯息。

每当有人被捕,来自全港各地的咨询电话、讯息突然涌入,大多是心急如焚的家长打听孩子行踪,又或是示威者找不到被捕的同伴下落……,另一端,戴颖姿逐笔记下被捕者的基本数据,整理成完成后,再传到WhatsApp群组里,请律师帮忙分头到各大警署找人。(延伸阅读:世代在街头和解 香港长辈:2047我们都不在了,年轻人怎么办?

即便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已承诺撤回送中条例,但市民要求的5大要求,如撤回被捕者暴动定罪等,
至今仍未见进展。(黄明堂摄)

律师到警察局找人,3天接到逾百位被捕者协助要求

她回忆,8月5日全港大罢工,律师团3天接到超过100位被捕者的协助要求,为了纪录每个人的数据、所在位置、分派律师、追踪进度⋯,她和其他3个人一起轮班,每天睡不到2小时,“就看谁的身体状况还可以,谁就继续撑下去。”

但这还是“找得到人”的情况下。有时被捕人士下落不明,她还得打电话到警局一一“寻人”,也曾在接到下落后,直奔医院,陪同18岁的被捕者就医。

也因为被捕者大多是10几岁、20岁的中学生和大学生,缺乏法律知识和资源,民权观察的脸书专页上就列出20项“须知”,提醒示威者如果被捕,如何保护自己的法律权益,像是如何保护隐私、被捕须知、做口供须知等。

“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懂了,要在被捕的时候大声喊出自己的名字,因为这样律师才知道你是谁,后续才有办法帮你……,”也是义务律师团一员的大律师李安然感慨地说。

得知被捕者姓名和位置后,义务律师便会赶往警局陪同做口供,告知接下来可能面对的法律程序,以及协助拍照存证、联络家属等⋯。之所以强调黄金时刻,就是为了确保当事人了解相关权益,不受警方影响,避免做出不利于自己的供词和决定。

但也因此,义务律师经常会遇到警方有意无意“不配合”的状况。像是用拘捕人数太多、会面室不够用,或找不到人等理由,延迟律师与被捕者的会面时间。

“有些被捕人士要求见律师,警察却跟他们说,先做完口供就可以见律师,其实这是错的……,但他们不了解自己应有的法律权益,往往我们赶到现场,才发现口供都已经做完了,”民阵义务律师团的大律师吴宗銮就说。

吴宗銮一边忙着整理隔天早上出庭资料,一边接受《天下》采访。日前因参与示威被捕、遭控暴动罪的东华大学港生,正好就是他的当事人,“我们正在想用什么方法,让她还是可以顺利出国念书。”

过去这3个月,吴宗銮和其他200位义务律师一样,周一到周五白天上法庭、进事务所工作,晚上加班处理案件数据,周末跑警局、医院,往往凌晨才到家……,“最近每个礼拜跟家人碰面的时间,几乎不到2、3天。”

除了体力透支,有些义务律师还得承受心理压力。

“还是有人会顾虑,不想让太多人知道自己在做这些事,”毕竟当反送中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政治事件,势必会有人担心,因此被贴上“反政府”标签,影响日后生计,“尤其是还在律师楼打工的年轻律师,通常都会更小心,”文浩正说。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全港总共有超过1万名执业律师,作为香港社会中的专业精英,如今这200人为何甘冒职业风险,为示威者辩护?

“并没有多想太多,朋友一来问要不要加入(义务律师团),马上就答应了。我们只是牺牲休息时间和收入,比起街上的示威者,这点牺牲也不算什么,”李安然直言。

“作为律师,确保每个人都能有相同的程序正义,本来就是天职,”吴宗銮说,自己当年决定从科技业转行,重新念法律,就是因为想做人权律师,经历雨伞运动后,他更和一群律师组成论政团体“法政汇思”,为捍卫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发声。

虽然执业多年,提起这次反送中运动,《天下》采访的义务律师都认为,是因为有群人还在前线抗争,坚持“5大要求”,才给予他们力量,继续撑到现在、为被捕人士奔走。

“坦白说,是因为他们,《送中条例》才会被挡下来,是我们应该感谢这些示威者。”吴宗銮提起这3个月以来,他始终忘不了的一个画面。(延伸阅读:一国两制濒临摊牌 五个关键时间点,看反送中与香港的未来

律师,你去帮那些比较小的孩子

反送中运动进入9月,由原先的罢工演变成学生罢课。香港11所大学于9月2日起发起“罢课不罢学”行动,持续上街示威,要求政府响应各项要求。(shutterstock提供。)

7月30日晚间,因连日警民冲突,有49名示威者遭到拘捕,其中44人被控暴动罪。这也是反送中运动中,港府第一次以暴动罪名起诉示威者。

当晚,吴宗銮从群组收到讯息,连忙赶到警署。他还记得当警察确定以暴动罪起诉,拿文件要被捕者签名的那一刻,没想到,眼前这群年轻人,“他们很镇定,好像早就做好准备,知道会面临这件事……。我原本以为他们会哭、会有各种反应,没想到他们唯一的反应,竟然是没有反应。”

担任义务律师10多年,文浩正也说,虽然被捕的大多是年轻人,未见过什么世面,很容易担心、害怕,但当他们在警局看见律师,“从来没听到有人说,律师你赶快帮帮我,我想快点出来,听到的都是,律师你不用帮我,先去帮那些比较小的小孩,那个人没有律师,你可以去帮他吗?”

如此场景,更让他无奈地反问,“政府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10几、20岁的学生放暑假不去玩,而是要上街头冒着生命危险抗争?”

即便香港和北京政府曾多次表态,针对反送中示威行动,将采取“止暴制乱”等强硬手段,驱散抗议民众、恢复民生秩序。 但民怨却如洪水,四散到全港各处,当政府禁止集会,民间力量就以更难以预期、控制的方式,从城市的不同角落涌现。

继9月2日、3日罢课后,中学生又准备在9月9日发起“全港中学人链”牵手罢课行动。年轻人的不满,并没有因为政府暂时退让,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撤回条例,而随之消退。

相反地,他们随时整装待命,准备下一次集结上街。

“政府透过驱捕、镇压,不想要他们出来,看见人出来就抓,这样做之后应该比较少年轻人出来嘛,但反而越来越多,这说明了什么事?代表政府的做法不对,用错方法了,他们不因为你打他,他们就会怕……,”文浩正说。

今年夏天,这场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的抗争行动,至今仍看不到终局。但也因此,第一次让200位金装律师,和街头成千上万黑衣示威者的心,紧紧牵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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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新世纪(2019-09-10)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69期,2019年8月30日—2019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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