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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香港之死与重生

2019年10月11日

香港危机到了紧要关头,香港是死还是生,举世关注。有关香港危机的最新发展,持续保留在国际媒体的醒目位置。但是,为香港断生死并非易事,不仅因为香港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而且,香港的生死牵涉到太多人的根本利害。

现在看得很清楚,自由香港的慢死过程早就开始了。自“回归”以来,港人的每次抗争,都不过促使北京收紧了绳索,并预备了更好的绳索。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港人抗争不力,而是中共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姑息下,势力增长太快、太大。当然,也有港人反省,如果在中英谈判的当年,港人能像现在的青年人那样决绝抗争,或不至有今日中共坐大的局面。

香港今天面临的是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的困境。求生不得,不仅因为中共当局绝不会让香港独善其身、高度自治,更重要的是,大陆民众支持香港高度自治的人也是少数。欲死不能,是因为香港某种形式的“自由”,对维系中共今日的经济运行,以至权贵的利益都不可或缺。北京当局充分认识到这样一种风险,让香港“速死”,很可能导致中共政权“速亡”。因此,他们最希望的,是让香港“脑死亡”——即处于植物人状态。

那么,香港是否就完全没有“速死”的可能呢?我的看法是未必,因为香港有失控的可能,从而会逼北京出兵,令香港“速死”。那么,香港速死是不是一定会导致中共“速亡”呢?我看也未必,主要原因是大陆社会,从顶层到底层,都没有启动大变革的能力,尤其是对推动地方自治,缺乏认知和共识。当然,香港的“速死”,会全面加剧中国危机,从而促使中共高层内斗摊牌。这既可能导致习提前下台,也可能帮他更加“定于一尊”。无论哪种情况发生,都有极大的变数,中国出现混乱的可能要高于“粉碎四人帮”后的局面,但也不能排除,在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高压和支持下,中国开始重建共和的变革进程。

中国重建共和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缺乏法治和地方自治的文化资源。这其实正是香港拥有的文化资源,这也是为甚么陈方安生一再强调中国大陆可以借鉴香港拥抱普世价值的根本原因。那么,香港的“速死”,是否意味著中共将把香港拥有的这个极其宝贵的文化资源,如同民国时尚存的许多宝贵的文化资源一样,也彻底消灭掉呢?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我想强调的是,另外一种可能性或许更大,因为香港人经百馀年与西方文明磨合形成的自治和法治文化,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被中共消灭的。香港的自治和法治文化已经高度本土化了,港人的粤语完全能够维系和传承这种高级的现代文化,这一点与新疆维吾尔族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香港若“速死”,会带来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香港危机高度国际化。世界上各个开放的自由社会都因价值认同而不能不选择支持港人的抗争,支持被迫流亡的香港反抗分子。由于香港人的政治文化已经高度现代化、国际化,同时又高度本土化,在现代技术的支持下,港人自治和法治的文化资源将成为台湾和国际社会抵抗和反制中共挑战普世价值的重要资源。在自由世界与中共的价值和文化之终极对决中,港人的坚持,最终将唤醒执迷“大一统”的国人,帮助这个衰老的文明,也帮助自己,获得新生。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2019-10-08)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72期,2019年10月11日—2019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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