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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为他人的自由而战——汉堡国际流亡者大会闭幕辞

2019年06月21日

我一再说,我的勇气,我的一切都源于监狱,这是我和其他中国作家不一样的地方。在监狱里,我受尽折磨,自杀了两次,但我在监狱中学会了秘密写作,还跟一个80多岁的老和尚学会了吹奏洞箫。从箫声中体悟到“自由源于内心”。

一个内心自由的人,是独裁政权的天敌,而政治观点倒在其次。关键是体验过失去自由、任人宰割的可怕和可悲,你才会全身心地为他人的自由而战,并把“为他人的自由而战”作为一种信仰。

大多数时候,在职业写作之外,我是失败的。比如我的三次坐牢的狱友李必丰,在我2011年7月从中越边境出逃不久,警方怀疑他资助了我,于是抓捕了他,于是以莫须有的经济罪名判刑10年,以儆效尤。我不得不为他呼吁,可8年过去了,他还在监狱里,并妻离子散。他唯一的安慰是我还没忘记他,前不久我在巴黎推广《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的书店活动中,还在朗读他不朽的《冬眠》:

冬季过早地来临
我们的树木开始干枯
我们再也没有养份去滋润
于是我们的黑发被岁月的雪
冻得渐渐斑白
我们的皮肤像龟裂的田野
冬季来了,
我们都爱冬眠
心脏累了,
血液累了
我们在雪底下冬眠
在这样的国家
我们只有冬眠

我坚信这首诗会作为永恒的证词,载入六四大屠杀之后的中国文学史。可作为流亡者,我的坚持并没有帮助他走出监狱。后来,更致命的灾难像李必丰诗中的雪,覆盖了全中国。更多的朋友进去了,仅仅故乡四川,就有刘贤斌、黄琦、陈卫、陈兵等等。我的四次坐牢的挚友刘晓波,也于2017年7月13日被谋杀在囚笼,我们曾竭尽全力营救,但最终被打败了。虽然他的遗孀后来被释放到德国,可代价如此惨痛——况且这一切很快会被忘记,中国依旧是全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市场,美国发起的对中国的贸易战,不断持续的起伏震荡,已经在一点点抹掉对李必丰、刘晓波等人的记忆——这个庸俗而残酷的世界不再需要这些为祖国走向民主而坐穿牢底的英雄,无论他是蚂蚁般的小人物,还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我明白这些,我明白虽然记录得够多,可还得写下去——正如两千多年前,柏拉图记录了苏格拉底临死前的那场狱中哲学辩论。如果没有柏拉图留下来的文字,苏格拉底也会被时间抹掉,他的死也是一个渐渐远去的谜,不会至今还激荡着我们。

是的,我写出了《六四我的证词》和《子弹鸦片》,两本书是一个整体,都记述了30年前的天安门大屠杀的受难者,许多人死了,许多人被监狱毁了——他们虽然出了监狱,却在一座没有围墙的更大的监狱中,朝不保夕,生不如死。2000年1月13日,刘晓波第三次出狱时,读完《六四我的证词》,曾写信给我:“……我一直知道‘六四’后有太多的被捕者判得比我这样的风云人物重,狱中的条件之恶劣,非常人所能想像。但在没有看到你的《证词》之前,这只是一种感觉而已。《证词》才使我能够真实地触摸到‘六四’悲剧的真正受难者的心跳。我的羞愧是无法形诸于文字的,所以,在我的后半生,只能为亡灵,为那些无名的受难者活着。什么都可以过去,但无辜者的血泪是我心中永远的石头。沉重,冰凉,有尖利的棱角……”

《六四我的证词》记录了我四年牢狱,花样翻新的酷刑,鸡奸,死刑犯的最后时刻,绝望与变态。为了在狭窄的野兽笼子里活下去,我已忘记我是政治犯。记得前苏联崩溃前夕,那边囚禁了戈尔巴乔夫,宣布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这边的重庆看守所也如临大敌,加了双岗,在二楼过道和一楼铁栅,竟有两挺重机枪前后瞄准我们。犯人们被一个个叫出去谈话,却只能表示“他们挽救了苏联挽救了党”。有个犯人不识时务,表示“这是谋反”,结果被按倒在地,被电警棍捅了肛门。

十五年前,我开始了《子弹鸦片》的采写,从未想过有出版机会。数不清的像六四坦克人王维林那样的街头抗暴者,有的被当场射杀,有的被戒严部队抓住,活活打死,没死的,有的失踪,有的判死刑、无期、二十年、十几年。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进去,受尽各种折磨,生产什么橡胶手套、阴道扩展器、纸板棺材等等,出狱时却被改造成跟不上资本主义潮流的阳痿的失意者。

接着是53岁那年,我用《周易》占了一卦,得“复”。意思是天地的循环,以七日为周期。于是我怀揣这两部证词,买通黑社会走过中越边境,流亡了。当时我随身带着四个拳头大的诺基亚手机,一个公开的,供警方跟踪,两个私下的,与黑社会和德国一个隐身的朋友单线联系,还有一个备用。电池随时装卸。这套原始的障眼法,那时挺管用的,而现在,我的宝贝诺基亚早被淘汰,手机卡、刀具和易燃易爆品一样,购买时都必须扫描《身份证》。

“互联网将摧毁专制,市场化将催生民主”,这曾是美国一位著名政客的风靡一时的预言,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不谋而合。于是在美国的倾力支持下,中国被批准加入世贸组织,被给予最惠国待遇——20多年过去,不是“互联网摧毁专制”,而是专制政权大肆利用西方网路科技,对全中国实行全面监控,不管你在任何地方,只要是一个异议分子,都会被窃听和跟踪,你的任何一次银行进出和任何一段网上言论都会被记录,并随时转换成你危害国家的罪证。

在酒店、车站和机场,你的人脸会被警察从手机或电脑屏幕自动识别——被西方人发明和不断升级的互联网和市场化,就这样有效地帮助了独裁统治。进而挑战西方民主——比如中国有防火墙,翻越防火墙,流览海外网站是“违法犯罪”,警察有权抓人;而西方国家没有防火墙,几乎所有在海外的中国人,还有不少对中国感兴趣的外国人,都可随意使用微信、微博、华为软体等等,却不知不觉被监视和跟踪,如果你有过激、可疑、讽刺或其它手段的颠覆言论,微信管理员就会发出“取消帐号”的警告,甚至不警告就直接取消,你暂时“失踪”了,你在国内的家人、朋友说不定也会惹上麻烦。

最近的案例是成都秋雨圣约教案。警方通过对这个特定微信朋友圈的随时掌控,在2018年12月9日晚间,同时抓捕了这个家庭教会的100多名基督徒,还冻结了不少银行账户,却抹去了一切现场目击证据。教案核心人物王怡牧师,也是我多年的诗友,才华不在李必丰之下,当我为他发出呼吁时,许多西方人并不知道他。我明白,我在重复8年前流亡伊始的工作,推广一个犯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陌生人,他已经被失踪7个月,面临10年以上的刑期。

在这儿,我朗读一首王怡的诗——此时为他们而战,是我流亡生活的重要部分。这很可能失败,可如果我沉默,就连失败的激情也将消逝殆尽——而这恰恰是一本见证性杰作的源泉——《1984》令人沮丧,写出了《1984》,就不那么沮丧了:

在这个时代,你必须写一首涉嫌犯罪的诗。
一排汉语,可以颠覆一个政权。
十四行诗,可以颠覆十四个政权。

在秘密的化装舞会上,让认出你的人
认出你来。认不出你的,更加认不出你。

在这个时代,你必须让领袖害怕一首诗。
一个比喻,是一枚核弹。
商女不知,满纸荒唐言,一把亡国泪。

在最糟糕的日子,也有巨大的涌浪袭来。
死亡,成了囚犯,被水羁押着。

谁不是政治犯家属呢?谁不是鬼魂的未亡人?
在这个时代,你朗诵一首诗,涉嫌三、五个罪名。
你不朗诵,你就被他们朗诵。

在这个时代,瞎子呐呐自语。
神圣,神圣,神圣。瞎子问聋子,你看见了吗?

在这个时代,你必须写一首涉嫌犯罪的诗。
向那些涉嫌犯罪的人致敬。

2019年5月28日于汉堡

(作者惠寄)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64期,2019年6月21日—2019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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