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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伟江:胎动——未来十年中国展望

2018年10月26日

(在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展望论坛的讲稿)

只有上帝才能预知未来——西谚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他说,“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胡锦涛

中国的转型政治将在未来十年内拉开序幕,剧本尚未写就,也永远无法写就,孙黄未竟事业,端赖诸君身上。
 

一,知几知彰

社会是相当复杂的,人的智力也是有限的。很多时候,人能够观察到一些迹象,子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君子见几而作,不终日。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1867年,曾国藩和其幕僚赵烈文谈当时的清政权是,赵烈文认为清政府如抽心一烂,土崩瓦解,必不出50年,且不能偏安江南。事实上,固然不出50年。所谓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现在又有很多知识分子在谈论类似话题,对下士而言,闻道大笑,认为杞人忧天,但是,对有识之士来说,是考虑如何应对,或者如何防止的问题,对执政者来说,更应该闻而警之,及早改革,以免回天乏力。

陆南泉先生在谈及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说,“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对苏联剧变产生的影响来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停滞,矛盾冲突和社会的严厉管制,无疑是苏联走向衰亡的历史拐点”。因此,千万别小看稳定的停滞,静水深流,函需体察。

二,四个基本因素

一元论的观点,甚至二元论的辩证观点,确实很容易被头脑简单的人接受,也容易推行,如物质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因为谁都知道钱的重要性。但,复杂的社会现实是很容易将一元论证伪的。社会变动的因素是非常多的,很多情况下,历史就是个人的个性起了关键作用。但是,这些因素中,有些比较大的,如河流的支流,笔者鄙陋,先谈四个。

不过,毋庸讳言,经济因素,是一个社会变化的重要成分,如同二战前的德国,如果没那么多失业的人,希特勒不那么容易取得政权。中国的经济,邹至庄先生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称之为:“中国七个经济特征中,前二个为官僚市场经济”。无论如何,中国已经高速发展了30多年,很多阶层都因此受益,故安于现状。经济为上也导致很多政府为征地、拆迁到引发社会不满。

文化因素,一个社会中,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个人的决策,集合起来,就会有主流社会意见,如在中国近阶段的几个案件中,如李庄案、药家鑫案,夏俊峰案,社会上的主流观点,都可以通过各种载体渠道观察体知到。对政权的看法,对合法性的看法,都会影响人的日常行动。文化因素,受媒体的影响比较大,因此,在观察文化因素时,必须结合媒体的活跃程度来考量。文化因素,也会影响领导人,精英的决策,这不可或缺。

制度,制度对人决策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在目前的游戏规则下,如在体制内,很多人不愿意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能按自己的良知去决策,是因为这样做,会在制度或者潜规则下,自己将处于不利的位置,因此,很多人人格扭曲,也是导致社会价值观扭曲的原因之一。制度框架下的内争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即便有的人文化价值观是开明的,但在保守的体制下,为自保,必须有保护色。谁要出头,谁就容易被排挤,因为你有特色、引人注目,平庸而低调。谁也无法指责,谁能说谁能力差呢?

外部因素:中国是一个大国,原则上来说,外部因素的影响不会太大,但是,由于现在的全球化,精英、大众对打开国门后的世界已经不是完全陌生,因此,外部因素会对对产生一定的积极或者负面影响,在分析时,也必须作为一个重要因素予以考量。事实上,政府也很警惕外部势力的干预。本身就说明,这个因素的重要。

Goldstone 在其《revolution and rebellion》中分析17世纪到18世纪四个国家,英国,法国,明王朝,奥斯曼土帝国的危机,他确认了四个共性:1,国家财政负担的加剧。2,精英内部的冲突变得更加严重。民众反叛的兴起。4,社会纠偏和政治转型意识形态变得日益突出。(见S.N.Eisentstadt ,大革命与现代文明。笔者在写就本文时,并未看到该分析,但,写完之后,看到该分析,觉因素颇有类同之处)。不过,明朝的覆亡,其外部因素满族也是很重要的。

三,经济:一俊遮百丑?

笔者是不懂经济的,但谁也不能否认,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来说,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经济繁荣都是有周期的,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如许小年教授认为,中国已经在经济下滑的边缘,而美国和欧洲已经在下滑的底部和中部。财新杂志的多篇封面报道、分析文章,在分析中国经济宏观上遭遇了困难。邹至庄先生在1989年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驱动力量,是政府职能,市场激励,经济制度内在的惰性。政府的积极推动,真正市场经济下充足的人力资本释放出来的能量,以及制度惰性的阻力。(见注2)。政府的锐气和之前有所不一,因为贪腐,也因为生活富足。市场的能量上,一是劳动力不足,时见新闻,另外,关键是官僚经济下的创新不足。二是,出口市场的欧美,陷于经济危机。三,国有企业,和政府寻租的几率越来越大。

微观上,我家乡的感知是,目前明显生意不好做,许多企业家逃离,引发债务危机(互相担保),国务院又出台经济刺激计划,也是经济不景气的讯号。笔者认识的一些负责拆迁的官员表示,现在的拆迁压力巨大,没有土地,地方政府就无法招商引资,无法卖地赚钱。但是,现在民众的权利意识增强,发展经济的同时,又在损害执政的合法性。最近辽宁的拆迁中,警察开枪打死农民,引发网络上大量的抗议。

中国已经长达30多年经济繁荣了,这在国际上已经是奇迹了。按照经济规律,必然有一个调整的过程,所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看政府是否能放开对私营企业的投资范围,是否减税,是否减少审批,约束政府部门的权力,目前看来,这些政治改革的内容,恰恰是需要教训之后,才可能出现的改革。耶鲁经济学教授陈志武说,可能需要一场经济危机的代价来启动政治改革,和土耳其谚语:一千个建议不如一场灾难,说的是同一个道理。赛富亚洲投资公司的阎炎说:“今后五年我觉得中国的竞争力会逐渐消失。2001到2011年是中国经济金色的十年,但这是三十年改革中前二十年的红利,改革在过去十年尤其是过去五年基本是停滞的。容易改的基本都改完了,接下来要在制度上做动作。”对此,陈志武教授表示同意。

在改革的成本收益对比上,这是对的,因为,党内不是铁板一块,从改革派,保守派,中间派看,如果在危机之前,党内很多人感觉尚可维持,(维稳),那么,改革派往往是孤立的,中间派和保守派将联手扼杀改革,因为,政治改革,是零和游戏,往往会损害官员和体制的利益,所以,改革是自我革命,比戒烟还难。十八大之后,仍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但是,由于民众对此寄予很大的期望,一旦没有改革,引发的失望可以想象!

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经济决定一切,目前的中国确实是经济一俊遮百丑。一旦财政收入下降,军费,养老金,维稳支出,哪个不是可以减少的?一旦,僧多粥少,谁能少这一口?

经济危机的代价来换取的政治改革,是否会演化为政治革命?谁也不能保证!

.文化之一:政教分离

4.1,政教分离,政权除魅

中国传统上一致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这里的教,不是宗教,而指意识形态)。亨廷顿说,伊斯兰国家,教主即国王;俄国,牧首是沙皇的小兄弟;在中国,皇帝即上帝。在中国部分,即便是没错的。古人说,作之君,作之师。三代以上,政教不二。其实,三代以下,政教仍合一。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是最简捷的政教合一的说明。

在毛时代结束后,邓沿用毛的方式,但由于个人魅力等问题,权威和影响打了折扣,但是,邓由于开启了风气,因此,邓虽然理论上建树不大,但其事功,仍是中国高速发展30年的政策的设计师,仍然赢得了民众的尊敬,即便是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开启第二次开放,仍弥补了其前面的形象受损。邓的理论非常简单,实际上无法起到教的作用,不过,彼时,宣传系统所掌控的主流媒体,仍在社会生活中占了主导作用,信息流通和独立思考的仍然鲜见。

在入世以后,江胡时代,尤其是最近几年,由于网络的作用越来越大,信息流通越来越难以控制,在微博产生并普及之后,由于机器无法审查一些谐音、断词,变体,隐喻,如康师傅等,导致必须通过人工来审查,但人工无法面对上亿的微博,虽然,警察通过事后拘留、警告等来威慑,但,毕竟收效甚微。信息的流通,导致了独立思考人的增多。很多人通过不同的观点市场上,学会了独立思考,学会了辨识主流宣传机器的说教,政教分离,对经常上网的人来说,可以说,CCTV是笑话,只能是主流媒体自说自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而传统一言堂,真可谓,落花流水春去也。

盗版书在上海、广州街头,已经是公开叫卖的,除了文革,还可以买到对六/四的评价,在广州,甚至可以买到港版的十八大分析的书,个人、幕僚的成长史。另外,《炎黄春秋》等书在客观上,不但对一些老人进行重新启蒙,还让中年人重新审视以前被主流教育的当代史。

固然,CCTV等主流媒体的受众仍然很多,从这次钓鱼岛事件所激发出来的民族情绪,可以看出,电视媒体的重要性,至今,美国的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仍是非常重要,盖电视的形象、声音,是网络无法替代的,因此,电视和电脑之战,将在中国今后转型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如果没有电视的自由化,将不会有真正的媒体自由,也将难以产生一个自由的中国。因为,一人一票时,必须要对候选人进行全面的了解,没有中立的电视,光靠网络是无法完成中国如此广袤的土地、人群传播任务,如在俄罗斯,普京掌握电视,就掌握了选票。

如果政教合一的现象没有打破,一般来说,就不存在合法性的问题,无人会敢怀疑。反之,政权被除魅了,走下神探而变世俗了,民众就要问:为什么是你们?

.文化之二:合法性问题

4.2,合法性:彼可取而代之?

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是打天下,因为扫平天下本身就代表“天意”,这就是我国政府经常会说,老百姓是如何支持在内战中的解放军,这实际上说的还是,中共的胜利,代表的是民意的选择,天听自我民听。因此,在制定宪法这个问题上,中国对制定宪法并不热心,在斯大林关心了三次以上,并提到了政权合法性高度时,中国才决定制定54宪法,当然,实际上,宪法实际上,只起了一个形式合法性的问题,政权的实际运作,仍是靠毛、刘等的批文、党务体系的执行才运转起来。

政权的合法性形式,在扫平天下之初,没多少人会去质疑,事实上,三反、五反,反右、文革,之后,几乎无人会去、敢去质疑这个问题(仅有的几个质疑人,几乎都被消灭或者失去自由),因此,到了邓时代,宪法修改几次,仍是一个象征性的宪法,即便采纳了李步云教授的观点,把国家保护人权写进宪法,把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由于没有落实机制来保护,在重庆,多少私营企业家被黑打,家破人亡,如渝强出租汽车公司老板黎强,他一直不服黑社会的判决,他的判决书只有罚金2500万元,但他的所有8个亿的财产,全部没了,现金去了政法委,其他资产去了国有公司;重庆的百姓、干部,网上发一条微博,转一条微博,QQ聊天都会被劳教、判刑,这里的国家保护人权,又如何能体现呢?今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又新增了窃听作证据,秘密关押条款,不让会见条款,因此,宪法一直是睡美人,没有王子来亲吻她,王子们都忙于卡位,

只有合法性有危机时,人们才会去需要证明合法性的问题。如同,别人质疑你的时候,你才需要拿出证据来。老子说,“国家昏乱出忠臣”,山雨欲来问法统?

西方一些主流观点,中国政府目前的合法性在发展经济,这部分正确,部分不正确。如果这么说的话,中国所有王朝的合法性(清朝以外)都可以说来自发展经济,因为,中国王朝每次都是民不聊生时,才会产生合法性危机。事实上,强力政权最大的危机来自其现实控制力,晚清的合法性危机来自其是,危机来时,满族是外来民族,一旦其实际控制力不足之后,(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汉族精英占据了政治舞台),又多次玩弄预备立宪的假改革之后,民众,包括汉族军人,失去耐心,加上汉族精英的倒戈,晚清政权就倒塌了。从观念上看,中国百姓向来对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是漠视的,因为,传统的合法性基本上是一种现实存在,谁都明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任何的政权更迭,都是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代价,这就是合法性所在,老一代认可打天下的合法性,中年一代不愿支付这代价,苟安当下,年青人尚没有足够的话语权,甚至,都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他们不满现状,但,阅历、教育和知识,都只能在迷茫中摸索前行,或者瞻望中老年人或者年青人中的意见领袖。

因此,所谓合法性来自发展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外来和尚的说法,但,如前面所说,一旦经济不行了,社会不满的增强会物理性集合上升。因为,现在的不满,都是个体的,分割的,都没有利益上的牵连。没有如美国的黑人问题,南非的种族问题,印度的独立问题那样,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便都是拆迁问题,江苏拆江苏的,浙江拆浙江的,就算是隔壁村,利益都不一样。但是,一旦经济不行,就会有很多下岗工人,社会福利的费用将更捉襟见肘,债务危机也会凸显。2010年,上海地方财政补贴养老金为100亿元。当年地方财政收入为 2873.58亿元。这还只是有户口的人。

因此,政权的合法性来自,满足者安于现状,不满者认为代价太高(或者说成本太贵)。成本收益(即改朝换代的可能性,支付代价和收益之利害比较)。老年人和中年人都是这个社会掌权的力量,或者是主要支持者,掌握了大量的话语权,年青人,是意见瀑布的下游,受前面的影响很大,以前所谓“动乱”之后,说,抓住XXX的黑手,黑手总不会是学生。一旦,老年人、中年人认为,成本利益之比,不变不行时,恐怕,真正的合法性危机就出现了。而体制外的老年人是尊重打天下合法性的,谁赢跟谁,因为,他们是尊重既有现实,你赢了,他们尊重你。毕竟,他们的时间都快过去了。体制内实际掌权的老年人,所谓老不看三国,老年人本身就精于利益计算,因此,不难想象,他们作出的选择会和中年人一样。当然这里的老、中、青,只是泛指,并不精确。但,所谓主流观点的合法性问题,本身就无法精确,到目前为止,合法性危机尚为真正凸显,政府手头显然还有不少资本,不过,本钱有点捉襟见肘了。

当然,分析这个合法性中,还必须承认,打天下的合法性已经慢慢丧失,因为毕竟成立这个国家时,也必须承认天下主权是人民的,而非以前是主权是皇帝的。但是,他们会说XX是人民的化身,是否化身,以前是奉天承运,现在这必须说是民主,当别人对这种有自己的看法时,实际上,最终仍是回到,成本收益比。你是否愿意支付这个代价?当代价足够小时,合法性自然就出了问题。

六,文化之三 :价值观分裂

4.3 实用主义,理想主义?价值观分裂

儒家本身就是此岸世界去向的文明。唯物主义则是更进一丈。毕竟儒家还讲究天理人心。唯物则是更现实,无所畏惧,故史无前例。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从文革之后马列信仰摇摇欲摧,到最后信仰缺失,重建显然需要时间和土壤。

胡总书记上台后,提出了八荣八耻,基本上是儒家的传统价值观加上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情感,其实,不需要提倡,自然就会有。我想起西班牙在佛朗哥统治后期,人们都说没有价值观,可以说,有点共识的是,宗教和民族主义。中国现在的主流价值观是一种实用主义价值观和理想主义之间的摇晃。

邓时代的白猫黑猫论,就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到发展经济的时代,有钱就有荣誉,而如今,官场小说占满飞机场书店,本身就说明,官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当官是最高荣誉,如同清华大学校庆,会把胡总的头像放在顶格一样。当官发财是主流价值最强音,作父母的要教弹钢琴,书法、英语,哪个有用学哪个。如同中国人拜菩萨,既不念经,也不修行,只认为拿钱捐功德即可,殊不知,这不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时斥责的赎罪券?

笔者在微博上做了一个小小的测验,问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是什么?(八荣八耻除外,我已经知道),一个晚上7个小时共有364个回复,绝大多数回复是诸如,“钱进,钱进,钱进进进“。唯利是图;当官发财。虽然,网络上的活跃群体,未必和电视社会的一样,但是,看电视的,可能更功利。但是,当我再发一条,你个人的价值观是什么?回答都令人感动:自由、正直、有爱、公平。(见微博回答)。

一个社会,原则上,应该是以某些传统文化积淀之后,从留下一些主流价值观,在欧美,可能是以宗教为基础,加上民主体制训练所体现的价值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价值观,长时间被批判,虽然有新生,但,新生的,很多被现行体制熏染,在官场,最重要的文化是忠,在家庭,以前最重要的是孝,可能现在还是。对公平、善良、正直、自由的渴望,在社会上,依然还是有很多人践行。但在官场上,人际关系上,除了忠,就是实用主义,投资官场。不但官要投资,经营,商人也必须投资经营。笔者在中秋节前去北京,出租司机问我,是不是去送礼的。颇令人感叹!

如果体制内主流的价值观是实用主义,唯利是图的话,体制外多崇尚自由、公平、正义。双方的裂痕,会在转型时撕裂。一个社会的转型,必定会考虑具体现实问题,转型带来的风险考量问题,不会有任何理想主义的色彩,因为单单转型带来的风险、不稳定,已经让既得利益者会抗拒改革。当然,社会中利益受损者,也会有很大的动力来推进改革。成本收益的博弈,将非常残酷,因为,或许,他们中的一方或将没有底线和原则。

七:文化(经济)之四:各界矛盾复杂心态

社会各阶层:人心向背,矛盾异常

无疑,目前公务员考试非常热门,学生求职是社会上对投入产出分析最灵敏的测试纸,虽然我们说长远来说未必。既然公务员都收益最高,无疑,我们把官僚阶层放在社会顶层是没什么问题的,官场小说的盛行,本身就说明,政权对社会的干扰,已经和社会鞋子里的沙子一样,必须去关注。如果是小政府的话,完全可以说,帝力于我,有何哉?

官场、体制内,是目前中国思想最陈旧的部门之一。他们的内部自我正当化,自我洗脑,或者抗拒新事物是本能的。不过,这种官僚阶层,也是一个金字塔,因此,很难具体划分哪个级别以上可以称之为中上层,要看具体部门,在实权部门,一个办事员,或许也是非常重要的。体制,目前是阻挡改革的最主要力量。既得利益加上思想保守,让这个力量,在没有遇到揭不开锅,内部分裂之前,改革基本上只是光打雷不下雨。

顶级富豪阶层,中国有很多白手起家的富豪,不能说每个富豪都是依靠政府起家的,但是,中国的富豪到一定程度,必须和政府搞好关系,或者寻找一定的自我保护体系。他们一旦到了一定的财力,这是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政府官员本身需要GDP发展成绩,富豪的投资,他们的政绩,因此,现在两者的结合是紧密的。顶级富豪,他们已经能享受一般国民无法享受的地位。他们的不满在于1,政府限制投资范围;2,宏观调控也是说来就来,没什么法律基础;3,这不是他们最大的恐惧,最大的恐惧是如重庆一样,他们的巨大私有资产,无法得到保护,事实上,他们面对公权力,非常之脆弱。笔者经办或知晓的几个打黑案子,就是资产过亿的私营企业,很容易被罗织罪名,没收财产。重庆只是把现有体制下的公权力用到极致而已。

从根本上说,顶级富豪是矛盾体,一方面,他们和体制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体制会吞噬他们,所谓伴君如伴虎。虽然,他们自己和家人可以移民,但是,他们的资产无法移民,他们既害怕现存没有制约的现体制,其实也害怕万一转型后出现的民粹政府,来追诉所谓的原罪。(其实,随着时光流逝,原罪的证据,和对原罪的追诉愿望会日渐消逝,极少看到有民主政权来追诉原罪,只有威权政权如普京政权才会去选择性打击私营企业,以加强社会控制。)柳传志先生,近期表达的改革愿望,是在精英中选领导,非常值得体味,顶级富豪当然惧怕民粹的政府,因为知道民众仇富,但也害怕极权政府,因为极权容易吃人,也吞噬财富。似乎新加坡模式是一种选择,殊不知,新加坡是李光耀还在,李走了之后,很难说会这样下去。

中产阶级,其实,中产的概念非常广泛,既包括我等职业阶层的记者、律师,普通企业职员,也包括中小私营企业,这个阶层,既没有和政权那么紧密的联系,中产有资产、但其脆弱性和所受的教育,对新知识的学习,让中产成为这个社会,对改革鼓吹最迫切,最有力的阶层。但是,中产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因为体制恐惧一切有组织的行为和社团。因此,所谓的公民社会也是初步,指望在转型之前,有一个有弹性的社会组织来减轻社会转型的痛苦,目前看来是太乐观了。但是,中产也会一样纠结于转型的动荡,安于现状,相比之下,中产比富豪的心态要稍好些,因为中产至少没有仇富的负担和财富的负担。

农村社会精英,笔者生长在农村,经常能接触到农村精英,现在的很多大学生也不得不回乡就业,加上农村里本身因为高考门槛而拦在大学之外的精英,他们对国家很关心,但是,他们才是影响中国农村主流,甚至可以说,中国主流人群的关键人物,笔者一点也不敢轻瞧这些精英,事实上,他们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和城里的精英,丝毫不逊色,千万别忘记了,太平天国的骨干人物,元末朱元璋的军中,多的是乡村中的社会精英。因此,如何影响这些人,也是转型政治的关键,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对农村人口的影响力,目前可以说,网络可能抵不过电视,但也未必全是,对农村精英,他们能实际观察这个国家官场的腐败,谁说不会出现一种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再说,很多农村精英,出门经过商,当过兵,上过学,也见过世面,已经不是旧时人物。因此,在破的方面,我对他们抱较为积极的看法。对立的方面,我的看法较为消极。

社会底层和遗忘群体

这个社会底层,虽然很难听,但是是现实存在,很多人被生活压得只剩下应付生存,对他们来说,民主、自由都是虚幻的,不过,他们对社会公正、公平仍抱很大的期望,社会福利,大病医保,可以说,中国这几年政府在注重民生方面,还是做了不少工作,如浙江农村的大病医保,农民的大病,如果不用进口药水,不去省级医院或者其他大城市,在本地医院看病,虽然手续繁琐,但是,可以报销大部分,无论如何,总算是起步了。

遗忘群体,既可以说被政府遗忘,也可以说,自己愿意遗忘政府,如鲁迅所说章太炎,借着别人砌的墙和自己砌的墙,和社会隔离。这些人里面,未必是社会基层,还包括社会精英。他们对政治害怕,冷漠,这其实也是政府的统治基础之一。雷海宗教授说,中国的传统统治是靠统治者的积极维护和民众的消极维护一起维持的。一旦出现经济危机,这些社会基层和遗忘族群,也是非常容易受影响的。当然,一般来说,只有物理性伤害才会改变他们。

虽然我们说,体制内的官僚、社会中的遗忘群体是这个体制最有力的积极和消极支持者,但是,也不全是。如在体制内,由于提拔机制未必公平,连薄熙来这样的人,也会抱怨不公平,何况其他人。另外,体制内存在温和派或者说改良派。他们意识到社会存在的危机,有的人品和价值观和现行体制实际是不相吻合的,但为事功,必须随大流。因此,体制内的板块不同将是今后转型后剧本如何写就的主要因素之一,将在后面分析。

八,制度之一:进退失据?

司法制度演化为维稳制度

九:制度之二:稳步改革

一党领导下司改空间仍很大

(第八、九部分为《财经》年刊文章,暂时不发表)。

十,制度之三:双保底改革?

以上分析了社会上的主要骨架和筋骨,但是,实际上,治理中国的核心,主要是靠党务系统,可以说,是头脑和神经系统,而列宁式政党的党务系统,其高层是非常关键的。现在高层最大的问题是,盘根错节,互相制约。以前毛说的,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人治国家,在一个人无法垄断政权的情况下,没有派是不可能的。

目前的执政方式据说是共识政治,即达成多数共识才能作出决策,派别之多,达成共识,何其难也?因此,对执政集团有损害的实质性改革无法走出一步,但是,限制社会、扩大公权力的许多制度措施,却频频出台。因为,如国企扩权等,对执政集团有利,无非是内部分肥肉而已。但是,要走出削减国企,政治改革,在没有巨大的压力之前,高层不会冒分离的危险,因为分离意味着内斗,甚至是政治动荡。笔者称之为,”保底共识政治“。底线是一党制,任何温和派或者改革派,都必须面临丢掉祖宗江山的指责,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改革派,新思维的人只能隐藏在平庸、谨慎之中。必须站稳脚跟,才能有所作为。这也是为什么整体政治显得如此保守,平庸。

保底共识政治的缺点,就是互相牵制,无所作为。这也是导致民众幻想薄等所谓强人上台的部分原因,不过,显然是所托非人,事实上,也不是人的原因。这个制度实际上,对党来说,权力集中,对人来说,目前无法说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即便是总书记,也无法所以排除党内的利益集团,或者说忽略其他有力的反对者,执政集团出台的利己政策,实质上,对整个国家,或者执政党的长远利益是有害的。譬如,相声中的五官争功一样,如果嘴巴归甲管,拼命地吃,而管胃的常委本事最好,也无法消化。但,如果,由于嘴巴太贪吃,导致生病了,其他器官也要来管,但是,如果只是导致肥胖,恐怕很难出面。但是,内争加剧,且表面化,也是一个现象,十八大的推迟,恐怕是一个最明显不过的讯号。

现在的所谓改革,是双保底改革。既要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底线,又要坚持不触动利益集团这一底线。总所周知,改革是有风险的,保底改革,犹如做生意,只赚不赔,实际上只是存银行,坐吃山空,银行也会被吃穷的。保底改革,等于是不改革。第二个底线的改革,可能会短期削弱第一个底线,但长期来说,如胡主席所说的情况,党恐怕只能断臂求生,或者浴火重生。

因此,如果没有病倒之前,不会吃药。光吃药不动手术,恐怕老毛病会一犯再犯,以至于最终虚弱而倒。如前面所说,经济危机不来之前,恐怕是不会有实质性的改革的,在任何领域。对于任何一个冷静观察中国局势的人,千万别被表面上的现象迷惑。破局者从来不缺,缺的是破局的条件。

十一,社会的胎动

社会上总有一些先知或者先行者。他们或是出于理想主义,或是出于判断问题,他们冒了出来,冲击潜规则的底线,譬如组党,譬如独立竞选,譬如公开要求取消政治课。组党的人多坐牢了,因为,这个组织化的开端是绝对不允许的,党禁和报禁其实是任何政改的标识。

独立候选,去年参与的人大概有上百个,后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出了一个声明,说独立候选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其实玩字眼游戏,法律上是没有独立候选人的文字,但是,独立候选人当然是符合选举法的,其实,全国人大透露的信息是,他们会反对并阻止一切这种活动,这是对法统的挑战,最后,独立候选人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无一当选。

目前的社会运动仍被严格控制,政府比较害怕这种组团,对律师团这种临时性活动,也一样。

对一切社会运动的警惕,其实是把很多能量积聚在地下,一旦管制放送或者管制不住,这些地震性的运动,会可能失控,因为国家、社会缺乏训练,同时,也容易走极端。

经常有人在说,看看微博,就觉得快到唱国歌的时候(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但看了新闻联播,就觉得天下和谐。微博作为一个情绪的发泄口,民意的反映平台,实际上是一个减震器。其中的观点,反映的是真实的民意,网络也是社会骚动观察窗,执政者需以网络为镜鉴。政府部门经常怀疑某些公知或者意见领袖的用心,而完全忘了党的前辈很多都来自富裕阶层,去追求国家的富强和民主。这样的人中国从来都不缺。体制内的人爱国,体制外id人也一样。

社会的骚动,犹如胎儿在母亲肚子里,孕育,从长远上来看,恐怕谁也无法阻止他或她的出生。

十二,太平洋够不够宽?

有人说民主是有浪潮的,对中国这样的国家,不可能被浪潮波及,只能是作为巨浪的启动者,因为块头太大。影响中国目前最大的因素,除了美国,就是台湾和香港。美国实际上起的是一个典范作用,其实,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机制未必适合中国,笔者指的是形式、程度,因为起点太高。而台湾、香港,对大陆的民主自由启蒙影响最大,但是,基础也不同。台湾规模较小,且有族群因素和美国外部因素的推进,而香港有法治系统,确保不会出现大规模骚乱,可以稳步推进。

任何指望外来因素改变中国的想法,都是极端幼稚的,美国虽然在境外推进民主,在俄罗斯也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甚至,他开始误判形势之后,才起到些推进作用。当然,外部因素在内部摇摆期间,有时能起到临门一脚的作用。但,it depends.不过,全球化后,国际因素确实有时也会起一时作用,如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书大卖,洛阳纸贵,其人大红,门槛踏破。但对中国的文学有什么促进作用?难说。但是,北欧的一个荣誉,中土的群情激昂。

要注意到,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总统辩论中,将中国定位为对手,这和小布什时的战略合作伙伴,完全不同,美军部署的重心也转移到太平洋。中国视美国为对手不是一天两天,同理。因此,如果一旦中国内政出现问题,大国变脆弱了,是很容易受影响的。从美国利益来说,中国民主化对其有益。如果中国分裂,对其全球战略来说,更是有好处,尽管这客观上他们无法主导。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能太理想化。当然,也不能尽是马基雅维利主义。

太平洋很宽,所以,太平洋酝酿起来的飓风,叫台风。

十三,卅年怀胎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谁都不知道何时会出现政改,或者压力下的改革,现在的和谐稳定是一种刚性稳定(于建嵘语),如前面分析,价值体系,政教分离,司法失信,经济危机,高层分裂,这都已经为分娩打下了所有的准备,且没有人可以阻止这个下滑的趋势。任何人只能做好准备,让政改时尽量少动乱。

谁也无法预测中国的政改模式,比较接近的是苏联的模式,毕竟我们的政治体系和苏联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中国比苏联多了一个中产阶级,多了30年的经济改革,多了10年左右的社会启蒙。但是,苏联的改革是内部启动的,中国的改革,多是外部压力启动的,可以说各有优势,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改革,是全社会的事情,不是一个脑袋就可以带来四肢发达的,民主本身就是依靠全面素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比苏联要乐观。

中国的改革,可能类似埃及,不可能如利比亚、叙利亚这样子血腥内战,毕竟人心思稳,当然,在族群矛盾尖锐的地方,如新疆、西藏,仍不乐观,因为负债太多。中国也不可能如台湾般和平转型。

晚清风雨飘摇多年,最终丧在革命军、立宪派和朝内大臣的联手倾覆之下。(对乡村来说,柿油党,皇上,没什么区别)。如果拿现在的中国去比拟,显然很多人会笑掉大牙。不过,繁荣的乾隆朝1799年结束,嘉庆朝貌似仍维持到1820年的稳定,到内忧外患的开始1840年,就20年之久。现在的民众也不是晚清的民众。历史往往重演,只不过,演员不同,有权的人往往会被自己手中权力所蒙蔽,如晚清的醇亲王载沣骄横地对张之洞说,有兵在。

易曰:弓矢之利,在威天下。军队、武警确实是强大的,但关键是在军心。中国的兵是很神秘的,虽然也有些信息透露出来,似乎保密得很。但是,部队也是在社会中生活,社会的病症一样会感染到军队,中国海军副司令员被判死刑缓期执行,贪污1.6亿元,最近的总后副手谷俊山中将被判刑,一样说明,军队存在的问题。最终的助产士或许是军队,当然,军队也许是杀婴者,取决于社会整体对改革的接受程度,笔者认为,中国的军队不可能会如叙利亚,利比亚一样大开杀戒,将会作出一个较为明智的选择。子弟兵,是百姓的子弟,是和社会不脱节的。

十四:躁动,临产

严肃的学者是不会预计时间点的,但我不是学者。作为一个山野之人,如同前面讲到的赵烈文一样,他是预计50年,可谓远见卓识。现在中国的经济尚可,下滑会有一个过程。但是,从政治预期看,十八大换届之后,民众普遍关心18大之后,是否会有改革,而且,从人们对中国政治的了解,都会给习李组合一个时间点,但是,如果习李在首任五年内,仍无所作为,(如前所说,这可能性非常大),那么,2017-2018年的换届,将是各种矛盾集中,总爆发的开始时期,延续到2020年,中国的政治改革,将会拉开序幕。

高层千万别忘记了,人不仅仅是理性动物,还是感性动物,这就是,为什么人不仅仅只满足于吃饱喝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前辈面对日本的侵略会抛出自己的性命,为什么我们的先人会留下那么的热血的诗篇。人会追求自己的自由、尊严,当改革的时机来临而政府又无所作为时,引发的失望,会打开不稳定的门。

十五,历史关头的选择

诸君作为中国的知识精英,按照传统的儒家士大夫观念,对国家负有特殊的责任。作为自由主义者,你们也该发挥自己的作用。按照任建涛教授的观点,留法、留俄、留日的留学生的帮助下,把这个国家带到激进主义的制度,留英和留美的人,少而精,除少数之外,以胡适为代表传播自由主义火种,毕竟,从恶如崩,和传统专制相吻合的路径很容易走,而一个个建设自己为负责任的个体,是一条更难的路。

不管如何反复,政治风云如何诡谲,恐怕在十年之内,现在的维稳模式必定会终结,大幕即将拉开,登场的演员,是对自己利益负责也好,对国家民族负责也好,都会以是否襄助民主、法治、人权为标杆,而被作为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写入史书。

如何选择,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每个历史人物将会作出自己的选择,对于个人,很多人只能在走到路口才会作出选择,而历史人物,却已经在做准备。中国变革的剧本如何写就,启动要看下层民众,走向关键看目前台面朝野的政治人物,最终成形要靠民众的勇气、人心的向背,以及,最最重要的:运气。

龚自珍认为“世有三等”,即所谓“治世”、“乱世”、“衰世”,而“三等之世皆观其才”。即朝野的人才决定了是什么样的世道。“衰世”时从外表上看“类治世”,而从实质上看,则“左无才相,右无才吏;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而对才人、才士,即被不才之人“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此时,离乱世不远,民间“一啸百吟”,“有大高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引自余世存文)。清史墨迹未干,兴亡殷鉴未远。返照当下,朝中,以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没事就是本事。对在野人士发表写批评意见,轻则施压,重则入罪。坦白说,现在朝野都在关心稳定,本身就表明不稳定的可能性很大。

改革的时机是有限的,时机一过,沉疴无药,无人能挽狂澜于既倒,但在危机来临前有所准备,时机来临时把握住,顺势而为,方显英雄本色。中国改革,花开花落,进进退退,但流年虚度。如果在春天没有播种,秋天来临时,我们会面临荒芜的大地。因此,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莫让一江春水向东流。

西人说,people are lonely when built wall instead of bridge.目前,作为社会精英,诸君应尽量做架桥的工作,而不是筑墙。高墙筑起来,本来就囚禁别人也囚禁自己。而现在的社会,国门已开,民智已开,枪炮已无法阻止春天玫瑰的盛开,再筑高墙,只能是把自己关起来!架筑桥梁才能沟通未来!

祝福中国!

(请注意引文第一条)

(这是第一部分,《胎动》;第二部分:《分娩》,会讲到实际改革,或者政治转型的难度、复杂性,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有的因素是早转型好,有的因素是晚转型好。第三部分:《成长》,会提出,假如需要改革,如何step by step 地改革,稳定中的渐进改革。虽然是屠龙术,但,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当然也会提及被动转型是的一些思路。)

注1,1867年,曾国藩与心腹幕僚赵烈文晚间畅谈。

曾说:“京城中来人说,都城里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经常发生,而市肆里乞丐成群.甚至于妇女也裸身无裤可穿,民穷财尽,恐怕会有异变。为之奈何?!”

赵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分剖离析。然而主德隶重,风气未开.若无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我估计.异日之祸,必先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蹙额良久,说:“会否南迁呢?” 赵说:“恐怕是直接完蛋,未必能像东晋、南宋一样偏安江南。” 曾说:“本朝君德比较正,或者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吧。”

赵说:“君德正,然而国势隆盛之时,士大夫食君之禄报君之恩已经很多。本朝创业太易,诛戮又太重.夺取天下太过机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能静居日记》

注2,邹至庄 《中国经济转型》页404-40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7月第一版

——转自爱思想(2012-11-19)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47期,2018年10月26日—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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