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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水:左倾心理病——范元甄社会性格机制的探索

2019年03月19日

李南央的文章《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具有一种震撼力,这是因为她如实地生动地描述了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某种典型。这种典型曾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过,最早是刘心武的《班主任》中的谢惠敏,后来是谌容的《人到中年》中的那位“马列主义老太太”;当然还有其他。不过只有这一次(政治人物的传记除外)才作为真人真事出现在李南央的文章中,而且有了淋漓尽致的刻画。范元甄的性格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表明左的思想斗争的方法可以把人性压抑和扭曲到什么程度。在当年那种政治气氛和政治教育下,一个党员受左的影响本是自然的;问题在于范元甄不是一般的左,而是左得出奇,左得难以理解。列宁用过“左倾幼稚病”这个名称;范元甄的个案却不是幼稚问题,而恐怕是心理上的不正常。但是,这又不是纯粹心理学的问题,必须联系产生这种性格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来了解,所以我采用了E·弗洛姆的“社会性格”这个概念。

女儿是最了解母亲的;李南央已经对她的妈妈的性格形成作了很中肯的解剖。我这篇文章只是在她的文章的基础上作一些进一步的探索。

没有温暖的革命者家庭

打从记事时起,小南央就看到母亲折磨父亲是家常便饭。五十年代,范元甄和李锐吵架,很多时候是为婆媳矛盾。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婆媳矛盾本是平常事,但在共产党政权下却往往会带上政治色彩,变成“阶级斗争”,处理这种事如果心软就会变成政治立场问题。范元甄认为李锐不该对他的妈妈有温情,因为她是地主。李南央说不是;即使不是,范元甄也一定要说她是。人们很难弄清,到底范元甄是因为婆婆是地主而不喜欢她,还是因为不喜欢她而一定要说她是地主。即使是地主,难道就一定是坏人和恶人吗?李锐母亲三十二岁时守寡,一人含辛茹苦,供养子女读书。李锐是独子,十七岁时离家上大学,倾向革命。为了寻找共产党,李锐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不辞而别,悄悄北上北平,从此渺无音信。老人急得几乎发疯。十二年后,故乡解放,老人才见到儿子。这也确实不容易。李南央长到二十七岁时才第一次见到奶奶。原来听妈妈灌输的一套,奶奶是个又刁又狠的“恶霸地主婆”,见面以后才知道她是一个瘦弱善良的老人,成天想念着儿子。奶奶一辈子想跟儿子家住一阵,由于媳妇反对,至死未能如愿。

李南央九岁时,爸爸去北大荒劳改农场,妈妈失去了发泄对象,就拿女儿出气。一骂起来就是一整晚,不许睡觉。骂得最多的是:“你这个小李锐!你跟你爸爸一模一样!”文革中,范元甄骑在女儿身上,揪住头发往水泥地上死撞。

范元甄爱讲大道理,很注意对孩子的“思想教育”。她给李南央的信里永远充满革命词汇。每年放暑假时给孩子买书,大多是所谓有教育意义的。但这种“革命”的思想教育,是没有爱的。妈妈对孩子没有爱,孩子对她也没有爱,只有把满腹苦闷写到日记里。这日记被范元甄偷看了,讥讽地说:“你小年纪,还母爱、母爱的,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

文革开始后,李南央在学校挨斗,回家一言不发。范元甄看出女儿神色不对,和蔼地盘问,这是难得有的。李南央有些受宠若惊,感到了一丝母爱的温暖,不觉流下了眼泪,告诉妈妈,自己因为爸爸的问题,也有她的因素,在学校里挨了同学的批斗。

没想到的是,还没有等她说完,妈妈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幸灾乐祸的冷笑:

“啊哈!你不是一向标榜自己不要母爱,自己最坚强吗?哭什么?跟我说什么?你在学校挨不挨斗,跟我无关,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学校一定有问题。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情。你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坚强,就不要以为还有妈妈。我在机关挨斗,又向谁去哭?”

那时李南央还不到十六岁。“看着妈妈那毒得近乎狰狞的面孔,只觉得自己向一个大冰窟里沉下去”。从此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都绝不向母亲诉说了。

文革开始时范元甄的确挨过斗。她过去的下属还有人跳到台上抽了她的耳光。一九六八年三月,李锐家被抄,范元甄被造反派抓走,关在机关里。可这根本改变不了范元甄对党和毛主席的忠心。李南央回家探亲,范元甄领着三个孩子天天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李南央不在家时,妈妈还不时给女儿寄剪报,要她学习“天津火车站工人批林批孔的先进经验”,让她学习王洪文。有一次李南央流露出对国家前途悲观的情绪。范元甄教训女儿,女儿听不进,范元甄竟一封信写到女儿的工作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那儿,告发她的“反动思想”。

李南央最后一次见到妈妈是一九九四年的圣诞节,那是她离开大陆四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她还带上自己的女儿。开始寒喧几句还好,慢慢地,老太太就骂开了,从大姨开始,骂到李锐头上,又骂到女儿头上。对外孙女儿,却破例地表示了一点人情味,掏出一块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的怀表,要送给孩子,顺便考考她:“毛泽东是谁?”接着就进行思想教育课了:“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

这话在九十年代初听起来就已经像是背书了,可老太太是掉着眼泪说的。“这年头还有什么人真能这么记着他老人家的恩情啊!小孩子都不知道谁是毛主席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老人家,要世世代代记着他的恩情。”

异化了的自我

范元甄真的对党和毛主席从来没有过丝毫怀疑吗?不是的。她在延安整风时期之所以受到审查,固然是受李锐牵连,但和她自己的“自由言论”也有关系。一九四九年,范元甄刚进城时,曾和李锐议论过毛泽东:“毛泽东不就是个师范生?”反右斗争时,她正在航空学院学习,曾经很同情一个名叫马云凤的右派学生,认为她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说不上是反党、反人民。大跃进时,她写信给李锐,询问外地情况,对报纸上放卫星的报道表示了怀疑。这封信后来被搜查出来,引起了麻烦。

这才是真正的范元甄。不管她的怀疑和议论对不对,那是她真实的思想,她是在说真话。这样想是她的自由,说出她的想法是她的权利。在这样想和这样说时,她是她自己。别人可以不同意她的意见,可以同她讨论或争论,但无权禁止她这样想。然而在毛泽东的时代,这种思想是极端危险的。从延安整风到以后的历次运动,范元甄看到的和自己受到的教训还少吗?

一九四三年春,延安搞“抢救运动”,李锐作为特务嫌疑被关在保安处,范元甄也受审查。政治研究室派某某某去“抢救”范元甄,结果产生了两人的婚外情。这事导致李、范二人的离婚。此后李锐大病一场,差点没有了命。事情闹得满城风雨,组织上只好出面干涉,一个月开了五次批判会。最后作结论的是杨尚昆,认为双方都有责任,主要责任在某某某。范元甄受批判后,主动表示愿意和李锐复婚。后来范元甄认为这次复婚是自己一辈子最后悔的大错。

这是范元甄第一次挨整。以后是反右派斗争。范元甄曾告诉南央:那一次,由于同情马云凤的缘故,被撤职并受到审查。她这才猛然醒悟:“自己怎么能够怀疑到毛主席的头上?才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要好好认识错误,重新做人。”

毛主席不能怀疑!“重新做人”就是做一个永远不怀疑毛主席的人。不然的话,就会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反革命的道路:这还不严重吗?

那么范元甄是否从此以后真的改变了想法,认为反右派斗争没有冤枉好人,认为报纸上关于大跃进的宣传都是事实,认为毛主席是永不犯错误的神人?恐怕未必。从心理学的观点看,她之所以表现得那样出奇的左,这本身就不正常。这并不是因为她信仰得虔诚;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在内心深处还有怀疑。她被自己的真实想法吓坏了,但她又无法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于是拼命把它压制下去,不让这种思想冒出来。她之所以会对任何细微的“异端”言行表现出强烈的“义愤”,正因为她对这些东西怀着恐惧;而她之所以感到恐惧,正因为她感到虚弱,感到这种“异端”是难以抵抗的。为了安全,她把党教导给她的东西,报纸上宣传的东西,不经过自己的考察和鉴别就通通无保留地塞进自己的头脑,按照这个口径来讲话,甚至按照这个口径来思想。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只有这样,她才感到放心。但这样一来,那个范元甄的本来的自我就隐没了,代替出现的是一个“假我”。我在这里用“假我”这个术语,并不是说范元甄有意骗人。她对这一点很可能是不自觉的,甚至还以为她自己是真正相信这些思想的,她自己从来就是这样“革命”的。所以,这也是一种自我欺骗。

这个“假我”也是一个异化了的我。它是按照组织的政治需要塑造出来的,它在自我的名义下扮演着符合左的要求的角色。正像演员按照导演的要求背诵台词,而这个演员在说这些话时还带着感情,好像这就是她自己想说的话。这个“假我”扮演得越好,范元甄就越不是她自己。久而久之,假就成了真;范元甄就会相信,她不是扮演角色的演员,而是角色本身。

这样,范元甄就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独立思想的能力;她像一架机器,只知道重复别人灌输给她的东西。如果人变得像机器,那么人就异化了。这个异化了的“我”统治了她,扭曲了她,奴役了她,使范元甄不再是她自己,但她还坚决认为,这就是真正的自己,她应该是这样的人。她已经按照组织的要求和标准,脱胎换骨地改造了自己,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因而,她可以自豪。

李南央谈到她妈妈对毛主席的感情时说:“对毛主席,我是从心底里相信她的绝对忠诚。她对主席的忠诚是现在惟一可骄傲的资本。那是她精神上的惟一支柱。”“她就像魔鬼附身,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文革后期,范元甄还说:“现在像江青同志和我这样真心革命的是几乎没有了。”老太太哽噎地说不下去了。她说话时,李南央始终直视着她的脸,那是一脸的虔诚,没有半点的虚伪和做戏的表情。

为什么“宁左勿右”?

范元甄也曾有她的辉煌时期,不过这是很遥远的事了。

范元甄的心理经历了两次大转折。

李南央叙述她妈的经历说:“她早年富裕的家庭的娇惯,养成了她任性的大小姐脾气。当年我佬爷家有车夫,有厨子,有不止一个老妈子。她又是第六胎,第一个活下来的孩子。”这肯定养成了范元甄的自我中心意识。

这个家庭不知道是属于什么阶级,反正不会是革命阶级或劳动阶级。

那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都在经历着剧烈的动荡。日本帝国主义大军压境,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要求参加抗日、参加革命。范元甄也被卷在这个浪潮中,“在革命最风头的时候,一半是因了革命的热血,一半是逃避已开始没落家庭的窘迫和尴尬而投身了革命”。

抗战前夕,范元甄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抗战初期,她担任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演剧九队负责人,后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王明赏识过她,周恩来夫妇视她为女儿。一九三九年范元甄与李锐在重庆结婚,不久同去延安。她进了马列学院,并成为延安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一九四一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当时主任是任弼时,实际负责的是陈伯达。那时的范元甄,可以说是相当出风头的了。

这样家庭出身的青年投身到革命队伍,肯定要来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才能适应新的环境。不过范元甄还很顺利,没有遇到什么考验。“没有打过仗,没有下过乡,没有参加过土改,没有受过艰苦生活的锻炼。”惟一的一次磨难只是延安整风时受到审查,不过这一次肯定给了她极大的教训。

一九四九年,武汉解放,范元甄找到了一个显示她的革命性的机会。她有一个大弟在武汉长江航运局工作。这个大弟的岳父在解放前夕抛掉了老婆、女儿和女婿,带着小老婆去了台湾。范元甄一到武汉就领着两个年轻、崇拜共产党、一心向往革命的妹妹斗争大弟,要他交代是如何帮助老丈人逃跑的,家里帮他藏了哪些财产。“这真是子虚乌有的事,大舅当然不承认。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我妈一状告到舅舅的单位。单位来人抄了家,还给舅舅连降两级。文革期间更是全家被下放到农村。”

李南央的大舅本是个“很有才华,非常能干”的人(这是李锐的评语),被赶到农村后,生活很苦。李南央去农村看过舅舅一家,觉得他们都是那么善良的人,使她在那些日子尝到了真正的亲情。可惜坎坷的生活摧毁了大舅的健康,五十岁的壮年就病死了。

范元甄这种态度,是真对革命负责吗?如果她的大弟没有受到这种打击,而能够充分施展他的才干,并且多活一些年,这不是对革命多作贡献吗?范元甄对她的大弟不可能连这种基本了解都没有,为什么要采取那种态度呢?

用李南央的话说,这是“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范元甄需要证明自己的“革命性”,而要证明这一点,“大义灭亲”当然是最有力的行动。这样,她的大弟就成了证明姐姐的“革命性”的牺牲品了。我并不是说不要大义灭亲,而是说这种“大义灭亲”是要加引号的。我也不是说范元甄本人明确地意识到她的行为的不合理处。这种真实的动机可能隐藏在她的潜意识深处,而被她自己用冠冕堂皇的革命词句掩盖起来了。

范元甄对婆婆和自己的大弟如此,对自己的小弟也差不多。这个小弟“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校领导本准备送他去苏联留学。因为我妈既是小舅的监护人,又是老革命,就征求她的意见。结果我妈一句好话也没说,反说我舅舅思想比较落后,小资产阶级意识较浓,不适于出国学习。断送了舅舅出国深造的机会”。

我知道在土改时期,有些表现很左的干部恰恰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他们知道,让他们参加土改是对他们的考验。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被批评为“立场不稳”,于是他们采取“宁左勿右”的立场,以表明自己的革命坚定性。实际上,在内心深处,他们未必觉得那种做法是合适的,但对他们来说,“表现”得革命才是最重要的,而要作到这一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要“斗争性”强,要显得左一些。这样,即使挨批评,上级也还是会觉得这个同志的革命性是没有问题的,说不定还觉得自己“左得可爱”哩。

这种“宁左勿右”的思想之所以能泛滥,因为党的领导就觉得“左比右好”。毛泽东不是说过吗:“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总之,虽然有错误,还是自己人。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就不同了。“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3—424页)。照此说来,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那就难怪许多党员和干部要“宁左勿右”了。

那是革命的年代,“革命”是最有魅力,最使人向往的字眼。“革命”是和“真理”、“光明”、“进步”、“伟大”、“崇高”、“英勇”、“壮丽”、“辉煌”这些字眼连在一起的(保尔·柯察金不就是这样的英雄吗?)。革命——这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革命——这是当时现实的主旋律。哪一个有进步倾向的青年不以革命为荣呢?既然革命的领导者和代表是共产党,又有哪一个进步青年不以作为这个党的一员而自豪呢?我想范元甄属于这种情况:她要争当革命先锋。对不革命的人来说,她是革命的;在革命的队伍中,她又是最革命的。她如此迫切地渴望表现出自己的革命性,以致这种行为是否真对革命有利反而顾不得了。

这就是范元甄的心情:她的家庭行将没落,她必须改换门庭,另寻出路,在新兴的革命阵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她是渺小的,可党是伟大的;她是软弱的,可党是强大的;她是无足轻重的,可党是在创造历史。既然她把自己融入了党,她就提升了自己,分享了党的光荣和伟大。可这要付出代价,要经受考验,要作出牺牲。本来,革命者是应该有这种准备的,可是有些对党员提出的要求,却是不合理的、过左的。于是,范元甄就有那种铁石心肠的表现。这对她大概并不是难事,因为她本来就是自我中心的。

表现过左的人有好几种情况。一种人是野心家阴谋家,用伪装的革命来骗人;这种人是极少数。另一种人是真诚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并不是过左;这种人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容易改正的。多数有左的表现的人是要革命的,但他们参加革命的动机中可能夹杂着或多或少不纯的成分。

看来范元甄的“革命”表现并没有白费:她得到了信任。建国后的五十年代,范元甄被送进北京航空学院的调干班学习,毕业后在航空工业部所属的一个大型仪表厂任总工程师。那时她不过三十几岁。这是她一生的顶点。

转折点在一九五九年。李锐因在庐山会议上同情彭德怀而被贬斥,范元甄也遭株连,被发配到一个车间当炉前工,身体又有了病,精神似乎垮掉了。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李锐和范元甄再度离婚。本来组织上是准备给李锐恢复党籍,降为局级使用。范元甄写了长篇材料送上去,揭发李锐的反毛言论,连邓小平也看到了。

李南央说:“她和我爸离婚,揭发我爸,根本不是他们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胆小,为保自己出卖了丈夫。”

一九七九年李锐平反出狱,范元甄曾萌生过再次复婚的念头,未果。范元甄在文革后没有工作,李锐却在陈云提名下进了中组部,并升格至中央委员。范元甄对此切齿痛恨,到处扬言不把李锐弄下台誓不罢休。后来果然抓住生活费问题大闹特闹,到处告状。

范元甄认为自己比李锐革命,可是党组织偏偏欣赏李锐而冷落了她,这使她心理不平衡。这种心理表现在行为上,就是拼命贬低李锐、折磨李锐。正如李南央所说,她的父亲李锐“越到晚年越加晚霞般绚丽,学术名气和社会地位越见升高”。相比之下的范元甄却一蹶不振。“她曾经年轻过,漂亮过,出过大风头,有过名,可惜昙花一现般短暂。她的大半生都不得志,将一生积怨横加于父亲,化作永远刻骨铭心的恨。我想我妈现在活着惟一的念头就是‘一定要看着李锐先死’。”

还有家里的老阿姨,更不知受了她多少气。这个阿姨晚年落了个毛病,不能提范元甄,一提就失声痛哭。

这种折磨人的性格可以追溯到范元甄的儿童时代。那时在家里,她就是小霸王,脾气很大,一切都得依着她。据李南央叙述:“南下时,我妈曾当着我爸的面,在她妈妈面前打滚。听阿姨说,我姥姥当年听到大小姐回来了,会吓得浑身发抖。”我在前面说范元甄失去了自我,是就她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主判断能力这一方面说的。左的统治要摧毁个人的独立性,把每个人变成俯首帖耳的驯服工具,这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左的统治又需要利用一些人去整另一些人,所以它又强调斗争。这后一方面不是和范元甄原来的性格不谋而合吗?于是在很多场合下,这种好斗的、折磨人的性格就会以“革命的”的形式出现,不但用不着改造,而且具有正当性,应当发扬。毛泽东不就是喜欢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吗?

可叹的是后来不管范元甄如何表现得“革命”,党却再也没有认可她。随着改革开放,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现在她这种人已经过时了,不吃香了。范元甄一定越来越感到孤独,她只好生活在幻想中。

一九九四年李南央最后见妈妈那一次以老太太的大打出手而告终,只因为李南央看到姥姥对孩子发急了,说了一句“要平等讨论”,这一下引爆了:“我今天就是对你不平等了。你给我滚!”接着就暴风雨似的对女儿和孙女狠狠乱打一通,打得李南央满脸是血,拉着女儿狼狈而逃。

为什么会表现得这样歇斯底里呢?因为范元甄被刺痛了。为什么这样容易被刺痛呢?这不是有自信的表现;恰恰相反,是虚弱的表现。在这种过度反应的背后,是深深的自卑。

这种自卑,范元甄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那是深埋在她的潜意识里面的,但我们可以通过种种迹象察觉出来。比如,范元甄数落女儿到了美国,以为了不起了,每年春节寄一百多美元回来是“打发叫花子”,骂女儿是“美国狗”,可是女儿给她的美国货(西洋参、不粘锅等)却照收不误,而且要女儿替她买这买那。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她对女儿的辱骂其实是嫉妒的表现。

李南央说,早在妈妈下放干校时,“我一个人在北京要给她寄那没完没了的包裹。她的每件东西在哪家商店买,什么颜色,什么牌子,在来信中都是严格规定的,我永远做不到一次就买对”。到美国后,李南央托朋友去看看妈妈,这位朋友买了一个大果篮作礼品,没料到表面的好水果下面是一层烂桔子。这当然是上了奸商的当,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过了快一年,范元甄见到李南央时,还大骂一通。可见,她对送的东西是很在乎、很计较的。这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相去甚远。范元甄挖苦那个朋友说:“还给我一张名片,经理头衔一大串儿!坐在这里,腰里的BP机‘哔!哔!哔!’地一会儿一叫,一会儿一叫,什么样子!那个俗气!”

李南央评论得很好:“这个人是完完全全地与世隔绝了。真的,如今这世道,是个谁都想当个经理,腰上BP机乱叫……还有谁会记住老人家呀?”

然而,既然范元甄对物质的生活用品那样重视,那么她在内心深处对这种人没有嫉妒吗?BP机现在不稀罕了,可在九十年代初,名片上的经理头衔和腰上的BP机,都是身份和财富的标志,都是可以炫耀的东西。有了这些东西就说明有钱,就会拥有范元甄想要而得不到的一切。

范元甄批评过“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那么她自己对金钱是什么态度呢?下面这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了。范元甄的小妹有心脏病,不到五十就死了。最后一次犯病时,想向姐姐借点钱。这位姐姐当时倒是寄了二百元去,可是没过几天,就一封长信追过去,大骂小妹没有良心,只知向她要钱,却对她漠不关心,殊不知她的身体也很坏,就因为给小妹寄了钱,这个月没有买补药。小妹看了信,气得马上把钱退回,几天后就咽气了。临死前嘱咐:绝对不许通知大姐。

看着妹妹病危也不肯解囊相助,这种行为像是守财奴而不像是无产阶级。由此可见,范元甄并不是真的憎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对在改革开放中富裕起来的人的反感,不过是一种失落感的表现,因为现在这些都没有她的份了。

范元甄的性格有个人因素,又是制度的产物。某种制度塑造出某种社会性格的人,这种社会性格的人又成为该制度的维护者。这是有普遍性的。凡是从那个左倾思想猖獗的年代过来的人,恐怕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左的影响吧。当然,这不是说范元甑就没有自己的责任了。在那个时候,范元甄这种人是正面人物,是受到鼓励的。改革开放开辟了一个新时期,经济体制起变化了,人们的思想逐渐解放,接受了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方式;过去不敢想的问题现在开始敢想了,过去不敢说的话现在开始敢说了。左的东西已被人们厌弃了。虽然左的东西仍存在,但也要变换一些花样,才能有市场了。可悲的是,范元甄却依然故我。外在的政治压力放松了,可是她仍然带着旧的精神镣铐,自己束缚自己,因为她已经把外在的束缚内在化了,以至于不能意识到那是镣铐。她仍然忠于那个改变前的体制,于是,她终于被体制抛弃。归根结底,范元甄也是一个制度的牺牲者。
 

——转自爱思想(2004-06-27)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57期,2019年3月15日—2019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