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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习近平治港方针已变

2014年09月08日

香港特首“普选”框架出炉,将过去的选举委员会直接挪作提名委员会,1200位提名委员先过“爱国”筛子,提名门槛提高至半数以上,候选人总数2—3人。此框架基本排除了反对派人士入围的可能,民主派想当特首,一点希望也没有,就死了这条心吧。说是普选框架,其实已无余地,细节都差不多定死了,还不如说这是中央送给香港的一副普选紧箍咒。

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比温和人士所预想的还要糟糕,不消说,香港泛民主派大失所望。不光泛民派,不光香港人,所有关心香港政改和中国政改的海内外人士,全都感到很失望。由此可见中共对民主政体恐惧之深,已至闻普选而色变的不可理喻程度,即便对“一国两制”隔离墙之外的弹丸之地香港,它也防选举如防盗贼。态度如此狭隘,对于大陆的政改,我等“草民”唯有绝望而已。我几乎要相信“政改已死”这句不祥之语了。

这说明北京已失去耐心,亟欲一锤定音,不愿意在普选问题上继续虚情假意与港人周旋,也不愿意再给香港反对派以任何幻想、任何机会,不想让他们再象以往那样“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这也说明北京方面早有成案,“胸有成竹”,所以才能如此“淡定”,油盐不进,所谓咨询、磋商、恳谈,全都是假的,装模作样,意在粉饰,没有任何效果。当然,港人的集体抗争——包括喧嚣夸张的“占领中环”预案——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如果说有作用,到目前为止,只是反作用。

中央的态度已经很清楚,那就是:香港只能有假普选,一人一票可以,但必须把票投给北京相中的“爱国者”;“民主”也不妨玩一玩,但别玩得太当真,别以为北京没有“管治权”,别以为香港市民真的可以自己当家作主;人民永远是被统治者,大陆一向如此,香港也不应该走得太远。

今年年初开“两会”的时候,就有有心人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关于香港的表述省略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套话,不免心中忐忑,怀疑政策有变;但大多数人并未注意这个细节,即使注意到,也没当一回事。现在,底牌已经露出来了,中央治港方针确实有变,习近平当局的种种行为与前届胡温政府颇有差距,不可不察。从《白皮书》到人大常委会的普选决定,事实上,已经等同于直截了当告诉香港:12字老政策现在不算数了,名存实亡了;如果再要加上一句,习近平心中的潜台词大概是:这可是你们自找的。

在胡温政府里,习近平曾接手曾庆红分管港澳事务,对香港内部的政治分歧以及中央在香港的应对能力,他比较熟悉。胡温治下,香港前有“23条立法”风波,后有“国民教育”风波,数十万港人走上街头抗议,蔚为大观,写下了香港公民集体抗争的辉煌篇章。那两场风波都是由中央政府挑起,授意特首强行推动,特区政府两面不是人,北京那边没办法交差,香港这边民意丢掉大半,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两场风波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是中央悄然退让,特区政府灰溜溜收回成命,“23条立法”还害得董建华任内下台,中央拿他给自己顶罪。此一范例为此后的特首执政给了下马威,也为京港政权互动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无事找事,有事怕事,事到临头,溜之大吉,这是胡温“管治”香港的特殊风格。没有硬碰硬的恶意对垒,没有一条死路走到黑,胡温政府弱有弱的好处,这是应该赞赏的。但是,对于胡温当局的胆小怕事,对于特区政府的首鼠两端,当年尚无实权的习近平显然很不理解,也很不满意。在习近平看来,京港关系越来越脆弱,中港矛盾越来越突出,这已经说明,胡温只敢惹事、不敢管事的软弱治港方针是失败的;该送给香港的“大礼包”都已经早早送完了,该香港为中央办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办好,既然北京做了好人也不讨好,那就不如做强人做恶人来得更爽快些。

如今,特首“普选”一味拿“爱国爱港”、“国家安全”说事,显而易见,这是习近平当局对香港“23条立法”和“国民教育”搁浅的公开报复。本来,只要不犯叛国罪,任何人不得以政治立场或观点的不同而指责他人不爱国,但由于“23条立法”没有完成,“国民教育”未成制度,香港特区欠着中央政府的立法债、制度债,“爱国爱港”、“国家安全”无本地法律可循,反对派自己也尝到了这一苦果:“爱国”不能以清晰的法律语言和法治标准予以界定,相关议题被严重政治化,且话事权始终单方面掌握在北京手中。香港人原本以为只要回避了“23条立法”,也就回避了“爱国”、“国家安全”事务,殊不知,反而成了香港的软肋,在内地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强势语境之下,在香港发生“限奶令”、“驱蝗运动”、“便溺风波”等事件引发两地人民相互恶感之后,当局高举“爱国”大旗,把真假普选之争变成了毫不相干的“爱国爱港”之争,此种议题转移,是很容易借力讨巧的。

想当年,香港市民曾倾力支持八九民运,两地人民在争民主、求自由的斗争中曾经风雨同舟、心心相印;但今天,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大陆民意对香港“真普选”、“和平占中”运动的表现相当冷漠,且不乏幸灾乐祸、冷嘲热讽者,而大陆民意的冷漠与隔膜气氛,正好为习近平推行强硬治港方针提供了群众基础。

事已至此,接下来,是以代议制民主的方式,在立法会里否决假普选方案,还是以街头直接民主的方式,占领中环表达抗议,香港社会已陷入分裂,陷入焦虑,陷入僵持。因为无论是立法否决,还是街头抗争,都不是什么好办法,代价很高,胜算很小,不过是绝望的反抗。人大常委会李飞副秘书长赴港宣诏,已经撂下了重话,“谁阻挡,谁负责”,他的意思就是:要么假普选,要么不普选,没有第三种选择,何去何从,你们自己掂量,反正中央决不会退让。这就是习近平的强人风格,与胡温治港大异其趣。我很怀疑,将来若大乱而不能大治,我们也许会怀念因软弱无能而被讥讽为“抱着炸弹击鼓传花”的胡温政府,正如我们现在偶尔也会怀念华国锋一样。对于专制者来说,软弱无能有时也是一种美德。

香港人民的焦虑在于,若泛民否决普选方案,难免被希望“袋住先”的中间派日后埋怨;若“占中”运动以牺牲香港国际金融经贸中心地位为赌注,难免被重经轻政、惯于看北京眼色行事的金融与工商产业界所责备。在改变了治港方针之后,这大概正是北京所乐于看到的效果。否决也罢,“占中”也罢,让反对派“先开第一枪”,“全面管治权”才有施展的理由。

普选本来是中央和特区政府的难题,现在被全国人大狠狠一脚,难题又踢回给了香港公民社会。但是且慢,中央的强硬派如此作为,只能与香港民意愈行愈远;让人为难,使人难堪,北京又能有什么利益呢?失去了政治上的相互信任,扩大了感情上的相互敌意,这是一场注定要双输的游戏。共产党对香港做了一件错事,归根到底也是一件蠢事。

2014-9-5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9期    2014年9月5日—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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