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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树:香港“占中”与党国崛起的碰撞

2014年10月14日

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中环”运动,迄今仍在进行之中;坊间亦不断传来官府(北京政府假手特区政府)行将采取手段“清场”的传闻。可以讲,香港“占中”与党国正在强势“崛起”的大环境相碰撞,早已注定这场运动的无结果性,也就是说,它不会导致北京修改已经做出的决定,统治者也不会向占中者做出任何让步、妥协。虽然不太可能再次上演25年前坦克上街、血腥清场的一幕,但当政者有的是替代选择,他们可以调动舆论,制造对“占中”不利的氛围,也可以假手“民间”,让“反占中”制服“占中”,最不济,还有宣布局部戒严一招,用强制手段终止“占中”。

2014年6月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已经向世人宣告“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制权”,其中包括“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的决定权”。这些决定此时正好派上用场(虽然更有可能的还是假手特区政府操作此事)。外国政府要说三道四么?这正好印证了北京关于外部“敌对势力”染指香港的指控。一个正在“崛起”的党国不会在外人的指手画脚下却步,反倒会刺激它做出更强硬的反应。让占中尽快收场,不管是采用“软”的还是“硬”的方式——这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香港事态演变的大致结局。
 
那么,北京为什么不能容忍香港学生、市民的占中要求?除了党国说出去的话不容更改这一“铁律”以外(当年的4•26社论不容更改,今天的人大常委会决定也不容更改),说到底,乃是因为“真普选”诉求挑战了党国一贯的选举控制体系和控制方式。我曾在《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那本书中指出,在中国,存在着形式制度与实质制度的区分。就选举而言,体现为基层人大代表“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或政府官员及更高层级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其实不过是形式,“民主”的形式,因为一个自称是“代表人民”且实行“人民民主”制度的政权是不能少了这种形式的;但真正重要的,是党国必须控制选举结果不能违背党的意志,为此就要操控选举过程,这个操控过程的最重要的环节是控制候选人的产生,于是就有了内地各级各类选举中候选人由“组织部门推荐”之类的惯常做法,于是就有了这些年来对民间“独立候选人”的无情打压。简言之,这才是中国选举制度中的实质部分,它和那个形式部分(所谓“神圣一票”的民主外观)恰恰是相互嘲弄的,却又相互成全,二者的结合,才是中国选举制度的全貌。
 
对于这种把戏,国内有些大牌学者甚至也看不明白。有人就以邓小平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说过到21世纪中叶中国应能实现一人一票的广泛普选而断定邓是真正的改革者,却不想想如果这样的普选仍然是党控候选人前提下的“普选”,那这样的“改革”其实不过是更彻底的作秀而已。
 
今天我们在香港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31日通过的决定,一方面再次承诺从2017年开始香港行政长官可以经由普选产生,另一方面又坚持必须由一个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产生候选人,且这个提名委员会的组成必须遵从党国已经钦定的“功能界别”模式。这是党控候选人的香港版。它直接否定了前此香港公民投票中提出的“政党提名”、“公民提名”等反映真普选要求的提案。香港人是认真的,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伪普选或假普选,于是才有了“占中”。香港人错了么?他们当然没有错。
 
但香港抗议者的不幸在于他们恰恰和习近平上台以来党国强势“崛起”的势头迎面相撞,这个正在“中兴”兴头中的统治集团不会容忍小小的香港扫了他们的兴。也许有些人不明白:我们没有挑战中央的意思啊!就算完全放开香港选举,难道真能选出一个不“爱国爱港”的特首来?担心选举结果超出党控范围,固然说明这个执政已超过65年的党其实非常的不自信;然而更重要的在于,党操控选举的原则不容挑战,党不能容许这个原则在香港打开一个缺口,形成“负能量”,从而对内地产生影响。这才是根本,也是这个制度的真正邪恶之处。作为现代极权体制,党权系统是一个整体,对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的质疑、挑战,都会被视为对系统本身的挑战。仅此,就决定了北京对香港抗议者的态度,也决定了香港占中行动的最终命运。
 
然而,这是不是说,一个没有结果的行动将注定是一个无意义的行动呢?当然不是这样的。我们说占中行动不会有结果,只是就其技术层面而言,因为北京不会、也不可能对占中者的要求作出正面回应;但占中在香港青年一代心灵中产生的影响,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显露出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民主召唤,是一个充满朝气的、自由的行动实践。以“公民抗命”为特征的这一代人的此次行动和实践,必将对香港的未来产生长远影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为博弈另一方的党国政府,其实在和占中者的角力中也失去很多。北京既弹压香港,也在内地频频“亮剑”,包括最近的禁书令和一系列抓捕行为(像郭玉闪这样的青年才俊都成了党国的阶下囚)。所有这些不但暴露了这个政权、这个制度的内心的不自信,而且也再一次证明:所谓“党国中兴”乃至红色帝国的“崛起”,由于它悖逆于人性尊严的基本要求,悖逆于现代人类普世文明的大方向,无论多么红火于一时,也不会真的有什么前途。
 
(2014年10月12日于新泽西)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2期   2014年10月17日—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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