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致函美國總統望促中國釋放高瞻

2001年03月19日

中國人權致函給美國總統布什和國務卿鮑爾﹐為目前正被中國安全部門關押的旅美學者高瞻的釋放發出呼籲。

中國人權今天致函美國總統布什和國務卿鮑爾(見附件一)﹐要求他們會見中國主管外交的副總理錢其琛時﹐向中國政府提出立即釋放被已經非法關押一個多月的旅美學者高瞻。 高瞻是美國大學國際事務學院的研究人員﹐有美國永久居民身份﹐今年 2 月 11 日﹐薛東華和高瞻夫婦及美籍幼子安德魯﹒薛﹐在回中國省親時被安全部綁架式失蹤﹐夫妻及五歲幼子安德魯﹒薛被警察強迫拆散分別關押﹐根本不顧薛東華將孩子交親屬照看的要求和孩子每天的哭泣﹐薛東華和幼子關押近一個月現已返回美國﹐高瞻女士仍關押秘密地點沒有任何法律手續﹐薛東華說關押原因僅是高瞻女士曾經二次受邀訪問台灣及發表過兩岸問題的學術文章。

中國人權於 3 月 20 日分別致函美國總統布什和國務卿鮑爾﹐要求他們在會見中國副總理錢其琛時﹐向中國政府提出立即釋放回國省親被關押的旅美學者高瞻女士。

中國人權強烈譴責中國政府非法拘押薛東華、高瞻一家﹐尤其令人憤慨的是對五歲幼兒安德魯﹒薛也施加人身拘禁﹐造成他精神和心理的嚴重傷害。中國政府對居住國外回國探親的華人或者華裔﹐採取非法隨意拘押的手段任意侵犯人權﹐並非是偶然的個別的現象﹐1999 年﹐美國迪肯森大學的歷史研究員宋永毅﹐在回國探親、參加會議和蒐集文革的研究資料時﹐被拘留了 6 個多月。在國際社會強烈的呼籲下﹐他才得以獲釋。近期更有不少這類的人權侵犯個案﹐例如耶魯大學的一位學者﹐在返回中國探親時﹐被中國警察非法秘密拘押﹐由於美國國務院出面大力營救﹐才在保證不將拘押情況公開後﹐被警方釋放遣返美國。再如美國某廣播電臺的女記者﹐在入籍美國後回到中國探親仍然遭到拘押。這種日趨嚴重頻繁的人權侵犯情況說明﹐僅僅靠美國國務院私下解決﹐反而有可能助長了中國政府類似的人權侵犯。針對中國政府隨意非法拘禁回國探親人士的嚴重情況﹐不僅美國國務院應該依循外交途徑營救﹐同時也要有事實充份的揭露和嚴正譴責﹐要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等重要國際場合﹐公開事實施加有力的影響和壓力﹐只有各種方式協同和相互補充﹐才能做到救援被拘押者並促使中國政府從根本上轉變。中國人權要求中國政府立即釋放高瞻博士﹐並且對給他們一家造成的精神和物質損失予以賠償。


>


>

附件一﹕中國人權致美國總統信

尊敬的布什總統先生﹕

在您即將會見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之際﹐我們寫這封信提請您關注高瞻博士的情況。高瞻是美國大學國際事務學院的研究人員﹐有美國永久居民身份﹐現在她已在北京被強行拘留了 30 多天。我們籲請您在會見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時敦促中國當局立即釋放高瞻﹐以使她能跟家人團聚。她的兒子是美國公民﹐她和她的丈夫正在等待歸化為公民。

2 月 11 日﹐高博士、她的丈夫薛東華以及他們五歲的兒子安德魯﹐在回中國探親返美的途中﹐在北京機場被中國國家安全部警察攔截。國安人員把他們的行李裡裡外外搜查了 90 分鐘而一無所獲後﹐把他們三個人分別拘留在三個不同的地方。在被審訊並被拘留了 26 天之後﹐薛東華才被釋放﹐兒子才重新回到父親身邊。

在被拘留期間﹐薛東華再三要求當局允許他的兒子跟著他﹐或者跟著他的妻子﹐哪怕是把兒子送回到他的祖父母身邊。但他的這一要求跟他提出要請律師的要求一樣都被拒絕了。他們的親屬和工作單位都不知他們的下落﹐美國駐華大使館也不知道。薛東華被要求交待他妻子高博士的研究、出版和以前隨團訪問台灣的情況。

高博士、她的丈夫薛東華和他們的兒子安德魯都沒有犯任何罪。極顯然﹐他們被不公正和被任意地拘留。這不僅違背了國際人權準則﹐也違背了中國自己的法律。高博士目前仍被拘留著。

在美國的中國學者回國被拘留的情況﹐此已不屬首例。1999年﹐美國迪肯森大學的歷史研究員宋永毅﹐在回國探親、參加會議和蒐集文革的研究資料時﹐被拘留了 6 個多月。在國際社會強烈的呼籲下﹐他才得以獲釋。

我們隨信附上高博士的丈夫詳細講述他們被拘留的情況的報告。布什總統﹐我們敦請您把高瞻的案子提交給錢其琛副總理﹐並要求立即釋放她。

您誠摯的


>


>

附件二﹕高瞻的丈夫薛東華撰寫的被北京安全局拘押情況如下﹕

1 月 19 日﹐我跟我妻子高瞻博士和我五歲的兒子安德魯﹒薛訪問中國。我兒子是美國公民﹐我和我妻子是美國永久居民﹐正在等待宣誓成為美國公民。

2 月11 日﹐在我們返回美國的途中﹐在北京機場﹐我們突然被中國國安局拘留。開始﹐他們用了一個半小時徹底搜查了我們的每一件行李﹐最後﹐什麼他們想要的東西都沒有發現。但是﹐他們仍然強行把我們開車帶到離北京機場兩個小時車程的陌生的地方﹐而沒有對我們做任何解釋。我們三個人被隔離在三個不同的地方﹐互相沒有音訊達 26 天﹐直到我和我兒子在 3 月 8 日被釋放。自從 2 月 11 日到現在﹐我一直沒有見到過我的妻子﹐不知道都有什麼事發生到她身上。

在 26 天的拘留期間﹐第一個星期﹐國安局再三地問我幾個問題﹐其後就不再理我了。我被關在一個單人房間裡面﹐不能讀書、看電視、聽收音機、打電話等等。他們不停問我的問題是我妻子發表文章(或出版書)的細節和她 1995 年和 1999 年的兩次台灣之行﹐包括她所寫的東西(1997 年她拿到了 Syracuse 大學的社會學博士學位 )﹐她研究的資料來源﹐誰組織和發起的台灣旅行﹐在台灣她都見了誰。我能想像我妻子直到現在一直會被問同樣的問題。過去海外有那麼多的中國人和大陸人訪問過台灣﹐包括中國高階層的官員﹐我確實弄不明白她公開發表東西、跟團訪問台灣有什麼錯。

當我們被分別拘留的時候﹐我被告知我兒子被擱在幼稚園。我正式要求他們讓我兒子跟我們兩人中的其中一人呆在一起﹐或者至少把他送到我父母或岳父母那裡﹐讓他跟他們呆在一起﹐因為我兒子認識他們。但是他們拒絕了我的反復要求。他們告訴我﹐見我兒子的唯一方式是告訴他們不利於我妻子的更多的故事。事實上﹐他們是用我兒子作人質﹐強迫我說出一些反對我妻子的事情。但是﹐我從來不相信我妻子會做反對中國政府的任何錯事﹐我完全相信我妻子是無辜的。

我的另一項要求找律師的正式請求也被國安局拒絕了。他們告訴我他們只是想跟我談談﹐還沒到我要找律師的時候﹐但事實上他們在我被拘留的長時間裡只是在最初幾天跟我談話。

而且﹐在我們被拘留後﹐國安局也沒有通知我們在中國的家人﹐我的美國公司EDS ( Electronic Database System ) 的老闆﹐我妻子工作的學校美國大學。我們的家人和公司至少有兩個星期都不知道我們到底出了什麼事﹐因為我本來應該在到家後給在中國的家人打電話﹐並且在 2 月 12 日﹐即被拘留的第二天要到公司報到的。因此﹐我們在中國的家人和在美國的老闆都相信我們被綁架了﹐甚至料想我們可能已經被綁架者殺害了。EDS 成立了一個特別法律咨詢委員會花了幾個星期在全中國尋找我們。我們的教堂失去了我們能生還的希望﹐甚至為我們的全家-─當然包括這個五歲的可憐的孩子-在準備一個悼念儀式。大約在 2 月底﹐EDS 終於通過在北京的美國使館發現了事實真相。感謝 EDS 和美國大使館的努力﹐我和我兒子在 3 月 8 日被釋放。國安局只是告訴我﹐“談話”期已經結束﹐我必須儘快離開中國。他們不僅沒有對他們對我和我兒子所做的一切道歉﹐反而迫使我簽署一份書面保證﹐保證不將這 26 天拘留中他們做的任何事告訴任何人。他們威脅我﹐如果我說出被拘押期間他們的所為﹐將對我仍被拘押著的妻子產生嚴重的消極的後果。我要求在我離開中國之前見見我妻子﹐至少讓我可憐的兒子見一眼他的媽媽。但是我的這一點起碼的要求也被他們殘忍地拒絕了。

我們被非法拘押之中﹐有幾點要著重突指出﹕

.我妻子一直被拘押﹐只是由於她進行學術研究活動。她已經被拘押了一個多月﹐目前仍沒有任何理由<<和和>>法律手續的被拘押著。

.我沒有任何原因和手續的被拘押。作為 EDS 司的一個高級電腦系統的經理﹐自從 2 月 11 日﹐我一直未能工作。這對於我自己的職業和我的公司-一個排名在世界前 50 名的信息技術公司-都是一個巨大的損失。

.我的幼小的兒子﹐一個美國公民﹐以一種除了那群沒有人性的中國國安局人員沒有人能理解的奇怪的理由被拘押。他的心靈受到嚴重創傷。

.國安局人員的行為不僅違反了國際人權準則﹐也違反了中國自己的法律。根據目前中國的法律﹐國安局人員在他們拘留任何人後﹐必須立即通知被拘留者的家人或親屬。拘留期不得超過 15 天。按照國際條約﹐如果中國政府拘留美國公民﹐必須知會美國駐華使館。在我被拘押的第一天﹐我就提醒國安人員就我兒子的處境通知美國大使館﹐但他們說這不關我的事。然而當我兒子獲釋後﹐他們卻告訴美國大使館說他們起初並不知道我兒子是美國公民。

我相信﹐美國是以它的利益來關心中國的人權問題。我們的這個案子﹐特別關係到旅行、學術研究和交流以及出版的自由問題。

我衷心希望美國政府、美國大學和其他機構盡最大努力來幫助我的妻子﹐以使她儘快獲釋。鑒於她身體素質差﹐又有心臟病﹐我懷疑她是否能度過漫長的拘留期。我也非常擔懮我兒子的精神健康問題﹐因為他不停地問媽媽在那裡。

我強烈要求美國政府、大學和其他機構在跟中國政府進行人權對話時﹐特別是在中國副總理錢其琛下週訪問華盛頓期間把這件不尋常的殘忍的案件提交給中國政府。 我們所要的是旅行自由、學術研究自由和遵照中國法律的合法正當的法律程序。

錯誤 | Human Rights in China 中国人权 | HRIC

錯誤

網站遇到非預期錯誤。請稍後再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