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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念春不服判決上訴要求重番賠償損害

1997年01月28日

異議人士劉念春不服一審判決仍然維持對他勞改﹐上訴北京中級法院要求重新審理撤銷判決並賠償經濟損害﹐中國人權支持劉念春的上訴﹐呼籲國際社會施加影響壓力促使重新審理。

中國人權從國內獲知﹐著名異議人士劉念春通過妻子儲海藍﹐於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向北京市中級法院遞交了上訴狀(見附件)﹐指出北京朝陽法院一審判決沒有認真調查﹐判決武斷﹐有失公正﹐因此上訴北京中級法院要求重新審理﹕上訴的具體要求是撤消對劉念春三年勞動教養的決定﹔調查處理北京市公安局對劉念春的違法行為﹐賠償違法行為造成的身體和經濟損失壹萬元﹐並向劉念春道歉。劉念春在上訴狀中﹐對判決的不公一一予以辯駁。他說﹕他與一些朋友一起策劃、起草《汲取血的教訓﹐促進民主與法治進程──‘六﹒四’六週年呼籲書》﹐並向相識的人徵集簽名﹐是行使中國憲法第二章第35條規定﹐即﹕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其行為沒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範圍﹔也沒有造成“損害國家、集體的利益”的後果﹔而且北京市公安局因為此事審查另一個“呼籲書”的發起人劉曉波時﹐在審查結束後明確答覆劉曉波“呼籲書”沒有違法。關於發起籌辦“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劉念春說中國憲法規定﹕公民有結社的自由﹔他是考慮中國經濟轉軌的過程﹐工人的合法利益遭侵犯的事例屢見不鮮﹐所以按法律規定申請成立民間社團﹐以解決此類問題﹔中國民政部、勞動部還派過專人找劉念春討論申請成立事宜﹔而且北京市公安局因此事“監視居住”劉念春五個月後﹐也說“沒有違法行為”並將劉念春釋放了。至於“接受境外組織‘中國人權’提供的部份資助”一節﹐劉念春指出判決書對此含混不清﹐甚至沒有寫清“何時、何地接受了多少資助及用途”﹔況且也沒有法律規定“接受境外組織的人道生活資助”是違法的﹐要處以勞教或判刑。所以在一一列舉反駮的理由和事實後﹐劉念春要求北京中級法院撤銷對他的勞動教養懲罰﹐並要求北京公安局對他道歉和賠償損失一萬元。

同時劉念春的妻子儲海藍說﹐劉念春這次上訴﹐也遇到了許多刁難和阻力﹐包括有相識者捎來據信是官方身份的人的話﹕“別上訴﹐上訴劉念春將來會加刑。”在九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美國國務卿克利斯多夫訪問中國時﹐儲海藍與王丹的母親王凌雲、劉曉波的未婚妻劉霞一起被警察要求離開北京﹐前去探視在勞改隊的親屬。但是儲海藍到了黑龍江勞改隊後﹐只允許會見了劉念春二個小時﹐卻逼迫她在當地居住了五天﹐直到科利斯多夫離開中國後才允許返回北京。劉曉波的未婚妻劉霞以探視為名要她前往大連後﹐甚至沒有允許她見到劉曉波。最近﹐儲海藍按照中國關於勞動教養的規定﹕勞教人員每月探視一次﹐親屬有權要求同居﹐因此提出春節期間看望劉念春並同居的要求﹐卻遭到勞改部門拒絕﹐昨天更收到勞改隊的書面通知﹐不允許儲海藍探視﹐理由是劉念春不接受改造不認罪。儲海藍已經向北京公安局遞交了申請書﹐要求二月二日和劉念春母親吳惠芬一起前往北京臺基場市政府門前靜坐示威﹐舉牌抗議對劉念春親屬探視權利的剝奪。

劉念春是中國老資格的異議人士﹐是民主牆民刊《今天》的編輯﹐因民主活動八一年被判刑三年。近年來﹐劉念春參與了發起和平憲章運動﹐籌辦《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及許多建議信公開信的活動。他因此被數十次拘禁審問﹐並兩次被秘密關押長達十七個月以上﹐九六年更被判處了三年勞動教養。劉念春因為不服對他的勞改懲處﹐申訴和上訴失敗後﹐目前正在向北京中級法院上訴中。

中國人權認為中國政府對劉念春施加的勞動教養﹐是明顯的政治迫害﹐而劉念春依據事實和法理進行的申訴、起訴、上訴中的威脅刁難﹐以及劉念春不服勞改處罰﹐剝奪他會見親屬的權利﹐更是一系列持續不斷的惡劣的人權迫害。中國人權堅決支持劉念春親屬依法進行的上訴和抗爭活動﹐同時呼籲國際社會給他們以支持聲援。最近美國政府和歐洲一些民主國家在中國對異議人士越演越烈的迫害事實面前﹐開始改變了一相情願的對中國的人權改善的期盼﹐這無疑對正視重視中國日益惡化的人權狀況有益。但是僅僅能夠正視中國日益惡化的人權狀況是不夠的﹐還必須承擔起國際社會的責任和義務﹐用切實有效的影響和壓力幫助中國改善人權。關注並幫助中國的異議人士少受不受迫害﹐就是有效重要的幫助中國改善人權的步驟﹐因為異議人士是在為整個社會爭取普遍的人權﹐他們如果能夠少受不受迫害﹐就標誌著中國的人權狀況有重要的變化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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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行政上訴狀》

上訴人(一審原告)﹕劉念春男 48 歲漢族
籍貫﹕湖南
文化程度﹕大學
住北京市朝陽區北三里屯南 16 號樓 1 單元 12 號。
委託代理人﹕儲海蘭女 34 歲漢族
戶籍﹕江蘇省溧陽縣上黃鎮壩裡村委木橋頭
文化程度﹕大專現住北京市海淀區民族大學教工宿舍 23 單元 13 號。
上訴人之妻。
委託代理人﹕莫少平 莫少平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一審被告)﹕北京市人民政府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
住所地﹕宣武區裡仁街四號。
法定代表人﹕蘇仲祥﹐職位主任。
委託代理人﹕郭鐵軍﹐北京市人民政府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幹部
委託代理人﹕胡寅﹐北京市人民政府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幹部。

上訴人因北京市人民政府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勞教委)及北京市公安局違法行政侵權糾紛案﹐不服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1996)朝行初字第19號行政判決﹐提起上訴﹐事實和理由如下﹕

上訴人認為朝陽法院(以下稱﹕一審法院)﹐對本案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不當﹐對北京市公安局違法“監視居住”一事﹐沒有認真調查。判決過於武斷﹐有失公正。要求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稱﹕二審法院)依法重新審理。

(一)判決書中稱審理查明﹕“一九九五年四、五月間﹐原告劉念春與王丹等人先後多次策劃、起草了《汲取血的教訓﹐促進民主與法治進程──‘六﹒四’六週年呼籲書》(以下簡稱‘呼籲書’)﹐並徵集簽名﹐進行傳播。該‘呼籲書’有攻擊、誣蔑人民政府的內容﹔一九九三年原告劉念春又與他人策劃籌建非法組織《中國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以下簡稱﹕‘勞盟’)﹐撰寫該組織章程﹐向境內外散髮傳播﹐並到上海、杭州等地進行串聯活動。期間﹐原告劉念春接受了境外組織‘中國人權’向其提供的部份資助。”的三項認定﹐上訴人認為是不客觀的。

( 1 )關於“呼籲書”一節﹐在一審法庭上﹐上訴人已就這一依法行為的事實經過作了闡述﹐一審判決書照抄了決定書的這項認定﹐顯然沒有採納上訴人的意見。

上訴人參與“呼籲書”是依照中國憲法第二章第 35 條規定即﹕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來表達自己的見解。《決定書》和《判決書》都沒有指出“呼籲書”的哪一段﹐哪一句攻擊、誣蔑了政府。況且﹐有法律知識和理性的人一看就明白──“呼籲書”的內容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定﹐推進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進程。它與“攻擊、誣蔑”的概念是全不相干的。不僅如此﹐“呼籲書”主要內容及形式是公民依法向國家機關提出的批評和建議﹐這也是一項公民憲法權利﹐憲法第41條規定﹕“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

上訴人徵得志趣相同的朋友的自願簽名並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等國家機關遞交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建議﹐沒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範圍。請問中國的哪一條法律規定不許公民簽名發表“呼籲書”﹖

按照中國的法律﹐任何違法犯罪行為都應當在客觀方面有危害社會的後果﹐請問被上訴人是否指出了特定的事實和後果以說明“呼籲書”造成了“損害國家、集體的利益”的後果﹖以及危害了哪個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如果認為上訴人的言行有什麼“不對”的地方﹐那隻不過思想見解不同於政府。如果僅僅因為思想見解不同而被剝奪人身自由﹐這種現像難道不會是在重蹈復轍“文革”時期的左的作法吧﹖

“呼籲書”的另一起草人劉曉波在 1995 年 5 月至 10 月間曾被北京市公安局審查﹐審查原因是起草“呼籲書”過程﹐審查結束時北京市公安局明確答覆劉曉波“呼籲書”沒有違法﹐並予以釋放(有北京市公安局釋放劉曉波時簽名可證)﹐難道北京市公安局和勞教委對“呼籲書”的審查所依據的法律或政策不同嗎﹖一審法院對此調查了嗎﹖

( 2 )關於“勞盟”一節﹐在一審法庭上﹐上訴人就“勞盟”申請登記過程和北京市公安局對此審理的“結論”作過詳述﹐對於北京市公安局審查“勞盟”的“結論”這一事實一審法院調查了嗎﹖《決定書》和《判決書》都沒有提出或證明準確的時間、地點、怎樣進行“策劃籌建非法組織”的活動的﹐認定一個人犯罪或參與違法活動是否須要證明其動機、目的、時間、地點、手段、後果呢﹖

我國憲法規定﹕公民有結社的自由。上訴人劉念春等人考慮到在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形勢下﹐因相應的勞保制度均未出臺──鄉鎮和合資企業尚為工會工作盲區──工人的合法利益遭侵犯的事例屢見不鮮﹐上訴人經調查研究並與一些朋友探討(即﹕所謂到“上海、杭州等地進行串聯活動”)﹐計劃按我國現行法律規定申請成立一個維護勞動者利益的民間社團﹐以解決此類問題。

在 1994 年 3 月上旬﹐上訴人先後去民政部、勞動部查詢具體申請登記註冊的有關法律程序﹐並按《社團登記管理條例》的有關要求﹐準備了申請登記成立註冊材料呈民政部審批﹐並函遞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申請過程得到了民政部有關領導的關注﹐派專人到上訴人劉念春家找上訴人討論申請成立事宜(有民政部社團司楊岳同志可證)。

1994 年 5 月下旬﹐北京市公安局以“監視居住”為由將上訴人拘禁審查﹐審查籌備申請登記成立“勞盟”過程﹐至此“勞盟”申請登記中止。在經過五個多月的審查後﹐北京市公安局認為﹕“沒有違法行為”即將上訴人釋放。關於北京市公安局的審查結論﹐請二審法院作進一步調查﹐以予公正裁判。

在一審法庭上﹐勞教委以上訴人談話筆錄和張林口供中談到去“杭州、上海與朋友談‘勞盟’的事”這幾個字為認定違法活動的事實證據﹐請問這些筆錄和口供能證明上訴人違反了哪一條法律──比如我國是否有法律標明在籌備申請社團組織之前、之中不能有向公民調查或徵詢意見或不能向社會公開等活動﹖

按照我國《社團管理登記條例》第十條、第十一條的規定申請登記社團組織必須要撰寫社團章程。請問《決定書》和《判決書》是根據哪條法律認為上訴人“撰寫該組織章程”是錯誤的行為﹖“勞盟”宗旨有無“損害國家、集體的利益”﹖上訴人認為“勞盟”章程是合法的﹐它的宗旨是響應改革開放政策的﹐目的是為穩定社會經濟發展﹐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制度(可參見“勞盟章程草稿”)。

上訴人不能想像﹐依照合法“條例”籌備申請成立社團組織“勞盟”的行為被視作“籌建非法組織”的違法活動是根據什麼法律來定的。

公民在行使憲法和法律的權利時有無特定的標準和範圍﹐指示什麼行為是非法﹖什麼樣的組織是非法﹖例如﹕“威廉﹒布萊克斯東在1765年寫的《英國法釋義》第四卷中說﹕非法集會是指3人或3人以上的人聚集在一起進行非法活動﹐比如拉倒圍牆、破壞圍牆內的養兔場﹐或游戲設施﹔或者進行其他一些旨在破壞的非法活動。”(參見“法律的界碑”第四篇、第一章、第90頁﹐群眾出版社出版)。

( 3 )關於“接受了境外組織‘中國人權’提供的部份資助”一節﹐首先要指出《判決書》和《決定書》都沒有說明何時、何地接受了多少資助及用途﹐而且《判決書》還用了一個含糊不清的詞句“部份資助”﹐對於這項認定二審法院應該產生懷疑。

我國有什麼法律規定“接受境外組織的人道生活資助”是違法的﹐是要處以勞教或判刑的﹖如果按《決定書》和《判決書》的邏輯來治罪的話﹐那麼我國曾有受災及貧困地區的公民也接受過來自境外組織及個人的人道資助﹐他(她)們是否也將會受到與上訴人同樣的處罰呢﹖上訴人曾經接受過其兄從美國寄來的壹百美元的生活補助款(後得知是留學生捐助的)。

(二)關於訴北京市公安對上訴人採取的違法“監視居住”行為。一審法院以“屬刑事強制措施﹐不屬行政訴訟調整範圍”了事﹐對此上訴人首先要提出一個法律問題﹕什麼是刑事強制措施﹖這項措施的法律程序是什麼樣﹖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八條第2款和其他有關規定解釋﹕“被監視居住的被告人不得離開指定的區域﹐這一強制措施只是限定了被告人的活動區域﹐並沒有規定完全限制其人身自由”﹔“不能借監視居住﹐而將被告人關在房間內﹐並派人看守﹐使其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形成拘禁。”

上訴人劉念春分別於 1994 年 5 月至 10 月和 1995 年 5 月至 1996 年 5 月兩次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監視居住”為由﹐將其關進一間十幾平方米並有兩名警察看押的房間內﹐上訴人既不知自己身在何處﹐也不能和家人見面、通信。依照法律和有關規定解釋這種“監視居住”行為顯然是違法的。在一審法庭事實調查中﹐被上訴人勞教委也沒有否定“完全限制了上訴人的人身自由”﹐只是答﹕“有關情況可向公安局了解”﹐當時上訴人的律師莫少平先生的事實調查即被一審法院審判長以“與本案無關”制止。對於這一事實的調查質證能“與本案無關”嗎﹖為什麼被上訴人勞教委要上訴方律師向公安局了解呢﹖難道是被上訴人也不了解這起關押程序﹖一審法院對這起“刑事強制措施”的合法性調查了嗎﹖

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第 67 條、 98 條的規定和《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 2 項﹐第十九條第 1 項定﹐上訴人劉念春遭到違法關押的行為是否應屬於人民法院審理或調整範圍﹖

(三)判決書中指的“證人、證言”﹐上訴人也要作一說明﹐在法庭上﹐上訴人自始自終未見到什麼證人到庭對證﹐請問對於一次公開審判的案子﹐未經當事人對證能作“證人、證言”嗎﹖請二審法院注意﹕在一審法庭上上訴人之律師當庭提供了九份證據(其中四份是關於呼籲書的證人、證言﹐一份是民政部社團司楊岳同志留言條﹐三份是公安人員物品收據﹐後又補充一份關於“中國人權”支票說明)﹐對此一審法院均未調查採納﹐請問這種取證方法公平嗎﹖

(四)本案一審程序存在問題﹐影響了本案公正審理。

1996 年 7 月 10 日上訴人向一審法院遞交了起訴狀﹐ 7 月 22 日代理人儲海蘭應行政庭之請前往約談﹐內容是“行政庭接到一封看不懂的信”。代理人問﹕“是不是訴狀﹖”並要求看信﹐庭長說﹕“不是”﹐也不許看﹐代理人拿出委託書說明身份並正式提出立案﹐庭長說﹕“委託書需要公證。”拒絕與委託代理人談訴訟事。之後﹐代理人經向幾家法院信訪﹐得知委託代理人身份合法﹐所需材料沒有任何法律上的問題。按“行政辦案細則”有關規定﹕人民法院收到原告訴狀應在七日內決定與否立案﹐如材料不全應責令原告進行補正或補充。而庭長既不承認收到的是訴狀﹐也不承認從羈壓地寄出的經過警察遞交的授權委託書﹐更不予告知是否立案的答覆和所需材料的說明﹐在代理人幾次去法院找庭長要求立案的同時﹐受到了庭長倪建新同志的粗暴對待﹐莫名其妙地挖苦、指責代理人﹐對於庭長的這種做法和態度﹐上訴人不敢斷定是否是缺乏辦事常識或是想刁難。壓制、淹沒原告訴權﹖但據此至少可以認為是一種有偏見的做法﹐否則﹐為什麼要這樣呢﹖

在代理人接到立案通知去交費的那一天起到雙河農場開庭審理前一天﹐代理人多次遇到一審法院案件承辦人與被告代理人單獨接觸﹐甚至同車出入上訴人關押地雙河勞教場所﹐上訴人不敢斷語他們是否是在變相“聯合辦案”﹐但是﹐按照與行政審判有關的其他規定﹕“對已經提起行政訴訟的具體行政行為﹐人民法院一般不應與政府部門進行研討……”。

在通知開庭前三日代理人依法向一審法院領導提出要求庭長迴避﹐理由是用多種借口及粗暴的態度拖延立案時間對本案有一種偏見﹐不可能作出公平和無偏見的審判。但是一審法院領導沒有依法就代理人申請迴避一事作出決定﹐依然讓那位庭長進行審理﹐這一訴訟程序過程是否正當﹖

在開庭審理前勞教委有關領導剝奪了原告代理人儲海藍就訴訟事宜會見原告的權利﹐這種做法符合訴訟程序嗎﹖

在一審法庭審理中﹐上訴方的正常發言不止一次被審判長倪建新同志打斷﹐特別是上訴人劉念春的發言多次被打斷﹐而被告勞教委的發言無論多長從未被打斷﹐這一審判公正嗎﹖

(五)《判決書》認為﹕“鑒於劉念春違法活動的具體行為尚未構成犯罪﹐勞教委依法對其勞動教養﹐……本院予以支持。”這一認為使人無法理解﹐上訴人的具體行為沒有構成犯罪﹐為什麼還要處以 3 年期限的人身處罰呢﹖按我國刑法規定﹕對於構成犯罪的人﹐應份別判處管制、拘役、有期刑(可判緩刑)、其中管制的最高刑期是剝奪自由刑 1 年﹐拘役最高期限為 6 個月﹐有期刑有 3 年以下的。然而﹐上訴人沒有犯罪卻要比犯罪的某種刑期受到的處罰還要重﹐這種處罰方式不得不使人深思。

因此﹐上訴人認為《決定書》和《判決書》對上訴人所為的三項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認定不清﹐缺乏法律依據﹐同時一審法院訴訟程序過程存在問題﹐導致本案的審理不公正﹐所以﹐上訴人要求二審法院本著獨立審判的原則﹐依事實和法律作出公正合法的裁判。並提出以下要求﹕

要求撤消勞動教養委員會對上訴人的三年勞動教養決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和《行政訴訟法》的有關規定﹐調查處理北京市公安局對上訴人的違法監視居住行為﹐並就此違法行為造成的身體和經濟損失予以賠償。數額為壹萬元。並向上訴人道歉。

此致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上訴人﹕劉念春
1996 年 12 月 16 日
儲海藍代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