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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個問題:中國與國際媒體有爭議的關係

2010年10月29日

慕亦仁

一位資深新聞記者敘述了中國當局如何防止國際媒體記者獲得事實真相,與此同時又花費巨資,向國際社會發佈所謂“真相”。

中國人權翻譯

一位多年在中國從事公共關係工作的美國朋友最近語出驚人,他說中國不再在乎外國媒體對其負面新聞的報導。

我以為他是指中國政府突然在某種程度上對外國在華媒體的作用有了更為成熟的理解,於是稍帶猶豫地表示:“這很好。”

“不, 不是這麼回事。”他回答。

我隨即明白了他的意思——中國已經自信到不再在乎世界怎麼看它,由此導致中國政府和國際媒體的關係正在惡化,而這一點是執政的共產黨拒絕承認或不屑一顧的。

當然,中共領導人非常在意中國國內民眾怎麼看。他們知道如果允許國內媒體自由報導各種暴行、錯誤、濫權和黨的過失,可能嚴重損害黨的統治。這正是我們看不到國內言論自由有任何改善的原因所在。正如一位英國外交官曾經對我說過的:“共產黨是不會讓自己倒台的。”

外國媒體的報導對於中共政權而言,是難堪甚於威脅。但中共阻撓外國記者報導的程度表明,它也在乎自己的國際形象——儘管這還不足以阻止其對自己公民權利的一些極為惡劣的侵犯。

我相信,在我長駐中國的15年時間裡,現在的中國人權狀況是最糟糕的。我將此歸咎於中共認為它現在已經強大到足以抵禦所有的批評,或是它認為今天很少有人敢於提出批評。現在普遍認為,大家都太需要中國而不願讓一些人權侵犯問題從中礙事。

至於國際媒體在中國所受到的限制,在這方面的改善微乎其微。唯一的重大變化是2008年北京奧運前,政府一度取消了外國記者離開駐地(通常在北京、上海和廣州)到外地採訪前必須向當地外事辦公室申報許可的規定。

按照原來的規定,一個外國記者到另一個城市或鄉鎮進行採訪,當局會配給一位全職看管人員陪同採訪,並在會談期間做記錄,以防被採訪人說出任何出格的話。90年代初,我在湖南曾設法成功穿越一條繁忙的鄉村市場的道路,把我的隨員甩在路的另一邊。當我向一些在市場上做買賣的農民問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時,我的隨員緊張地站在路中間,拚命地試圖穿越擋道的馬車趕到我這邊來。

中國“學者”經常指責外國記者有反華傾向、不理解中國,但他們又常常拒絕接受採訪,怕惹上麻煩。

初來中國的記者很快發現這樣進行採訪報導是浪費時間,而且申報許可的要求往往不被理睬或遭拒絕。於是,他們很快就開始照中國流行的格言所說的那樣去做——先斬後奏。

這就意味著是要做“非法”採訪——外國記者偷偷地外出採訪,希望不被抓住。問題是——這個問題今天仍然存在——所有記者的護照簽證代碼都是紅色的“J”字〔編者註:是英文單詞“journalist”(記者)的第一個字母)〕,這就告訴大家護照持有者是記者。當外國記者在賓館辦理入住手續時聽見賓館職員小聲嘀咕“記者”或“journalist”是常事兒。這樣,警方很快就知道有記者來了。

然而,即使外國記者能成功避開警方注意,也總有被當地官員發現的危險,尤其是在外國人罕至的偏遠地區。這種情況下,採訪筆記也許會被沒收,不過一些聰明的記者會帶有第二本採訪筆記,在上面做點假筆記以應付查收;相機記憶卡也會被刪除,為此外國攝影記者很快就成了迅速更換記憶卡的老手。

新規定能起多大作用?公平地說,在某些情況下,當地官員或警方干涉外國記者工作時,外交部的確會為記者解圍。但在更多情況下,外交部不會管,甚至任由記者的權利被侵犯。

中國政府說外國媒體有偏見,最近也有很多關於官方花巨款向國際社會講述“真實”故事的言論,比如要發展國際衛星廣播、出更多面向海外讀者的英語刊物以“以正視聽”。

不過根本而言,中國政府當局只想自己的聲音被聽到,無意允許中國民眾講述他們自己的故事,並經常阻止媒體接近民眾獲得真相的努力。

政府當局還禁止中國公民做為記者為國際媒體工作。這一禁令極大地限制了中國公民參與報導中國新聞的機會。新聞助理經常受到神出鬼沒的國安人員的恐嚇,後者要他們到麥當勞見面,在那兒追問有關他們外國老闆的各種問題,還警告他們不要參與任何記者工作——儘管從來沒有明確說明這到底包括什麼。

中國政府常說外國媒體“歪曲報導”西藏問題,稱當局的政策得到藏人“普遍支持”。與此同時,政府卻阻止外國記者去西藏。按照新的規定,只要受訪人願意接受採訪,我們就能去任何地方採訪,但西藏卻從未開放接受採訪,官方對此也從不解釋。儘管外國記者可以申請特批去西藏採訪,但卻極難獲准。在某些情況下,官方也組團去西藏採訪,不過這種採訪都有專人貼身監視,因此常引發災難性後果。2008年,官方組織的一個採訪團在拉薩騷亂之後訪問那裡,當地喇嘛湧上來向他們控訴受到的不公正對待,令官方媒體負責人大為震驚。

2008年之後,外國記者在西藏之外的其它藏區採訪有時甚至也受到阻撓和限制。2009年藏歷新年期間,我準備採訪甘肅省拉卜楞寺時,警察設置的路障就使我受阻無法進入那裡。

那年晚些時候,我對農民們尋找被拐騙的孩子——據信已被賣到非法磚窯(當地人稱之為“黑磚窯”)做奴工——一事進行報導時,警察圍住我和一名中國記者,不讓我們離開當地,他們不停地去抓我那位記者朋友的手腕。

今年2月,我到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喀什採訪,剛在賓館辦完手續不到15分鐘,警察就來了,向我索要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發的特許證。這顯然是2009年7月騷亂暴發後的新規定。我告訴警察,根據新的規定,我不需要特許證。他們笑著說:“我們有我們的規矩。”警方後來雖然寬容地允許我和一名攝影師以“旅遊者”身份在當地呆了3天,但不允許我們進行採訪,並且不管我們去哪兒都全程陪同。第三天,我們被護送到火車站離開那裡。

中國“學者”經常指責外國記者有反華傾向、不理解中國,但他們又常常拒絕接受採訪,怕惹上麻煩。

幾年前,針對中國統計數據中存在的疑問,我為《新聞週刊》(Newsweek)寫稿,想採訪國家統計局。兩個月過去了,經過多次聯繫,該局始終沒有給我任何答覆。而當稿件發表後,他們第二天就傳來了一份長達7頁的反駁意見。假如我的稿件真有什麼錯誤,只要他們能事先接受採訪,一切本來可以避免。

當我寫作有關中國沿海魚類供應數量下降的報導時,漁業局直接拒絕了我的採訪要求,沒有任何理由。我找到一名同意談及此事但要求不做記錄的官員。他否認魚類數量下降,但說政府很關注這個問題,正想方設法阻止這一情況發生,採取了包括銷毀舊漁船、縮短漁期在內的各種措施。在未獲許可的情況下,我又“非法地”訪問了幾個沿海城市,和漁民們交談。他們證實了我關於魚量下降的懷疑,說有些魚類他們已7年沒見到了。但他們也同時告訴了我政府採取的有關處理措施。

根據與官員的私下交談、對沿海地區的“非法訪問”以及從漁民們那裡瞭解到的情況,我寫出了更加客觀準確的報導——這與政府壓力無關,與不顧政府壓力有關。

與此同時,外國媒體和中國政府的關係日益變糟。

去年12月,外交部推遲了幾週才續發簽證給幾位被認為報導了過多敏感事件的外國記者,其中包括前駐華外國記者協會的主席,他顯然是因為該協會對幾個有關中國媒體的問題發表看法而受過。這一信號很明確——如果你繼續這樣報導,那你就得走人。

最近幾個月,在工作沮喪之餘,外國記者還成為網絡攻擊對象。3月,《紐約時報》北京通訊員安德魯·雅各布斯(Andrew Jacobs)寫了一篇文章,談及他的電腦被黑客攻擊、電子信箱被轉到一個不明信箱。雅各布斯說,許多外國記者都發現郵箱被侵入。這篇文章也暗示官方對記者採取了電話監聽、辦公室竊聽和其它形式的間諜手段。1

今年早些時候,一些外國新聞機構收到網絡釣魚郵件。那些打開這些郵件的人所使用的電腦就會被偷偷安裝上間諜軟件,使黑客們得以遠程完全控制電腦。技術專家說,雖然這些惡意軟件的來源不能追蹤到中國政府,但這些郵件的接收人都是中國的新聞助理,他們的郵件地址不大為外界知曉,卻被外交部所掌握。

這一切何時會改善?不會很快。至少在中國政府看來,不存在什麼問題。當一個外國新聞機構的總編輯向一位外交部官員抱怨,說中國一些新政策大倒退時,這位官員的不快之色溢於言表。

短期而言,很難對目前中國的新聞環境表示樂觀。鑑於中國自認為已經強大起來,世界也更在意中國的影響力,執政的共產黨將只會更加自以為是而罔顧他人的想法。在這種情況下,外國媒體和中國政府之間的矛盾只會日益加劇。

註釋

1. 安德魯·雅各布斯,“在中國,記者的電子郵件遭非法入侵”,紐約時報,2010年3月30日,http://www.nytimes.com/2010/03/31/world/asia/31chin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