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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失去的左手討還公道:阮禮兵案介紹

2011年01月27日

摩根

描繪了一名因工傷失去一隻手的年輕工人向廠方爭取合理賠償的感人故事。

2009年,來自於湖南、在廣東珠海一家家電廠打工的21歲青年阮禮兵,在操作機床時發生事故,導致左掌被切除。2010年3月,他向總部在香港的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通訊”尋求法律援助。本文是“中國勞工通訊”組織的律師摩根講述的阮禮兵的故事。


第一次和阮禮兵聯繫大約是在2010年3月份。他的朋友找到我們的組織,希望對他進行法律援助。那時,他還在湖南的老家裡,我們通過電話交談。他在電話上語氣生硬,缺少禮貌,對我有些冷漠。他沒有什麼主見,他自己該決定的事情,反而推給他姐姐去做。我告訴他:“你是一個成年人,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你需要拿出勇氣和毅力,自己去面對這一切。”

2009年7月10日,對阮禮兵來說,是一個黑暗的日子。那天,他永遠地失去了左手。

那是凌晨一點左右,他在家電廠操作沖床時,左手被砸傷。廠方並沒有將他送到比較近的大醫院,而是驅車一小時,將其送到較遠的一家小型醫院。醫生把他的左手自腕關節做了切除。

悲劇發生時,他才到珠海這個陌生的城市約兩個月,是他剛剛入職一個月零七天,是他開始獨自操作機床笫四天,而離他22歲的生日,只有一個月零十天。

左手被截肢後,阮禮兵一直不敢告訴家裡。在事發兩個多月後,他給他的表姐在電話中才說了這事,家裡人這才知道他打工受了傷。

2009年8月10日,阮禮兵的工傷獲得了認定。12月9日,他的傷殘評級結果為5級。廠方之前給他買了工傷保險,工傷保險基金隨後付給了他兩萬元的工傷賠償。在春節前,他回鄉休養。按照《工傷保險條例》,對於5級傷殘者,由工傷保險基金支付一次性傷殘補助金,為16個月的工傷者本人工資;由僱主支付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共計60個月的工資。2010年4月,他從湖南迴到廣東,準備與廠方解除勞動關係,向廠方索要工傷賠償。

這個廠是屬於一家上市公司,但對工人的安全培訓,僅僅是進廠時開一個會而已。至於對新員工的技術培訓,只是交給最基層員工傳幫帶。在按件計薪的高壓下,老員工對新員工只是要求新員工幫忙打掃衛生和整理工具。進廠一個月後,新員工還沒有完全摸熟機床就被要求開始操作。

在公司眼中,工人和他們製作的產品一樣,優勝劣汰。沒有工傷的就留在崗位上為公司奉獻青春;出了工傷的,黯然離開。

經過和阮禮兵多次交流確認事實後,我認為,公司在這一事故上,是存在過錯的。安全培訓上有漏洞,沖床設備沒有足夠的安全保護,事發救治時存在延誤,手術方案的選擇值得商榷。另外,阮禮兵如此年輕,失去左手的殘疾,將伴隨他的一生,這種傷害無疑是巨大的。種種因素,需要考慮到賠償之中。

但現行工傷賠償制度卻有著這樣的不足:一、不考慮過錯責任,不區分工傷是工人疏忽還是廠方的過錯所造成;二、不考慮傷者未來預期可賺取收入,一個年輕人和一個即將退休的人在賠償上沒有區別;三、由於工傷保險制度的建立主要是為了保護僱主,這一限制使工人不能實現足額賠償,不管後續的治療費、精神損失費、營養費等。

果然,在談判中,廠方不願意賠付更多,提出只按工傷保險的規定數額賠付。

無奈之下,阮禮兵接受了公司的賠償方案:解除勞動關係,獲得法律規定的賠償89,000餘元。

總計11萬元的賠償,從此,他將與廠方再無關係。我們都覺得太不公平了。

實際上,在程序上,還有一個可能的途徑,就是提出人身傷害的民事侵權訴訟。

這種侵權訴訟是能夠找到法律依據的。按照《安全生產法》第48條,因生產安全事故受到損害的從業人員,除依法享有工傷社會保險外,依照有關民事法律尚有獲得賠償的權利,有權向本單位提出賠償要求。《職業病防治法》也賦予了這種單獨提起民事侵權訴訟的權利。

但遺憾的是,據我們所知,在工傷之後,尤其是工傷賠償之後,沒有工傷者向僱主提起過這種類型的訴訟、更不用說獲得勝訴的先例。實際上,工人的這項訴訟權利,還沒有人使用過。

我把這個訴訟的可能性,告訴了阮禮兵,同時提醒他,這是一個可能引起爭議性的訴訟,雖然有著明確的法律依據,但並沒有實踐來驗證,要爭取到司法界的理解,肯定面臨著重重困難。

我也告訴他這個案子可能帶來的社會價值:如果勝訴,將會鼓勵更多的工傷者,在用人方有過錯的情況下,勇敢地提起訴訟。這樣,可以改變當前的操作中,無論廠方有無過錯,都並不影響工傷賠償多寡這一荒謬現實。而廠方,也將會從經濟上考慮,加快設備的改善更新,加強生產安全,避免工傷事故。

阮禮兵做了決定,留在珠海,把這個案子進行下去。他找了律師,我們幫他籌集了訴訟經費。隨後,他訴廠方人身侵權訴訟在法院立案了。

2010年7月29日,人身侵權訴訟在珠海的香洲區法院開庭。庭審並不順利。庭審中,法官和廠方代表均不能理解阮禮兵的訴訟請求。一開庭,法官就質問原告:“為什麼拿到了工傷賠償還要提起民事訴訟?”而被告公司的律師始終認為原告的訴訟很“荒唐”。

廠方買了保險,負擔了醫療費用,又按照工傷賠償的法律規定完成賠付。在中國現實環境下,道德上確實很難再去指責。畢竟,用人單位出了工傷即使一分錢不賠,也無違法風險,輸了官司,頂多把該賠的賠上就行了。所以很多工傷者,為了法定的工傷賠償,都要經歷幾年的等待,根本不會另行提起侵權訴訟。

這種情況下,必須要有案外推動,否則我們的訴訟理念,很可能就此淹沒、敗訴並且無人知道。廠方也不會在實踐中做任何改變。

8月,我們聯繫香港“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介紹阮禮兵的案子和工廠的現狀,請求共同介入並支持這一訴訟。

“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多次派人去珠海和阮禮兵及其他工人見面,併入廠調查,於8月18日發佈了針對該廠的報告。報告指出,該廠一年之內發生了60起工傷事故,其中很多造成斷指與斷掌。隨後,香港的《南華早報》和《蘋果日報》都作了報導。

“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還聯繫該家電廠產品的主要購買商沃爾瑪公司,要求監督與回應。沃爾瑪知悉後,派出了調查組去廠裡檢查。

阮禮兵也希望在法庭之外,表達出他的抗議。他想到了行為藝術表演。

我覺得這個點子很好,不同於跳樓、堵路等傳統的工人街頭抗議方式,行為藝術表演溫和、新穎,充滿黑色幽默。

我們一起設想了方案:工人們在鬧市擺出一張長桌,坐在後面,流水線式作業,用橡皮泥捏一些指頭和手掌。旁邊立起牌子,上寫公司的名字。以此表現,該工廠專門生產斷指斷肢。可以邀請圍觀群眾參與,一起捏橡皮泥,但都只能用一隻手來做。

在等待訴訟的日子裡,阮禮兵經常去醫院,與同廠的四五位工傷工人攀談,建立聯繫,講他的想法。他們大多數都表示願意加入。

我能感覺到他的成長。他變得日漸開朗,願意主動溝通。

有一天,他告訴我,工廠又有一個年輕工人受傷後被送到醫院,手腕被切除,但那個人還沒有加入他們。我問:他是不是害怕去搞行為藝術,廠裡給他找麻煩嗎?

他說不是:“人家受了那麼重的傷,心裡多難過啊。我沒好意思去打擾他。過兩天我再試試。”

 我在網上發佈了幾篇文章,呼籲媒體記者關注阮禮兵的事,又分別給記者寫信。

不少記者給阮禮兵打電話,問他行為藝術的事情,約好表演的時候去現場採訪。

“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也予以了大力的協助,找了一些香港的有舞台表演經驗的年輕人,去珠海給工人們做了一次培訓。

這個行動計劃,很快被工廠知道了。廠方找在醫院的工人談話。由於他們還和廠方保留勞動關係,醫療費用還需廠方負擔,賠償也沒開始,有很多的顧慮。很快,有人退縮了;有人則表示要保持觀望。

行為藝術的事情,就這樣擱置下來。

在各方壓力下,原本堅決表示不會多賠的廠方終於鬆動了。它通過公關公司,在媒體上發出公開信,表示願意在工傷賠償標準之上多賠付給工傷工人。

廠方開始和阮禮兵接觸,表示願意以人道主義救助的名義,多賠2萬。這遠遠低於訴訟請求的26萬,更重要的是,廠方迴避了過錯責任問題,反而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將賠償變成了一種慈善行為。

9月14日,大陸的《環球時報》英文版發表了阮禮兵事件的深度報導。隨後,環球網中文版也發表文章:《沃爾瑪供應商工廠“吃人”機器致21歲民工斷手》。

廠方的主要購買商沃爾瑪公司,在9月中旬與“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的電話會議中告知,該廠大部分的機器已經加裝紅外線感應器,沃爾瑪有意委託一個NGO設立該廠的投訴熱線,不過到現在還沒有落實。至於賠償問題, 沃爾瑪表示無法介入。

談判像拉鋸戰一樣艱難地進行著,公司願意支付的數額一點點地增加:從2萬、3萬、6萬到8萬。

在僵持中,一審判決在9月底作出了。在情理之外卻在意料之中,所有請求均被駁回。

判決首先對在僱主具有過錯時工傷者是否可以獲得額外的民事賠償這一命題上,含糊其辭。更遺憾的是,判決不認為僱主存在過錯,阮禮兵提出的僱主的三個過錯均未得到支持。

阮禮兵提出的僱主的第一個過錯是:未能進行安全培訓。法院則認為,從僱主提供的培訓簽到表可知,已經對其進行了崗前培訓,培訓包括安全生產。

但問題是,阮禮兵入廠時兩個小時的培訓,並沒有得到實質的技術性安全課程的培訓,原告甚至在對於基本的安全操作技能都無法掌握的情況下,即被迫使在安全培訓的考勤表上籤名,隨後被安排下車間打雜,根本不可能完成如《生產經營單位安全培訓規定》中的“掌握本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增強預防事故、控制職業危害和應急處理的能力”。

而恰恰是這種形式主義,即用口頭指導代替實際手把手的演練,用簽到的形式掩蓋安全培訓的實質內容,導致本可避免的工傷發生。

原告提出的僱主的第二個過錯是:在生產設備的管理上存在重大過失。判決未能作出任何回應。

原告提出的僱主的第三個過錯是:在事故發生後對原告的搶救存在重大過失。

但一審判決卻認為“被告已及時將其送往醫院治療”。原告的代理詞中提出,廠方未能及時撥打120急救熱線,捨近求遠送醫。但判決未能對這些情況是否符合“及時”做任何分析。

阮禮兵提出了上訴。

我們考慮,繼續推廣這個案子,可以拍攝一個5分鐘的紀錄短片,於是寫出了劇本《左手》,並開始聯繫一些民間拍攝者。

這個時候,廠方已經將賠付數額提升到了8萬,但說,如果二審駁回上訴,將不會支付任何費用。

在衡量風險之後,考慮到當前司法環境比較保守,再加上對方公司財力雄厚,可能對判決產生隱性影響,如果堅持不和解,可能最後無法獲賠。再加上8萬的賠付,已經接近工傷賠償標準的11萬元,我們建議阮禮兵再嘗試著談一談。

10月26日,談判終於結束:公司與阮禮兵達成和解,將再賠償13萬元——在阮禮兵撤訴後,會支付8萬,其餘的部分在第二年初支付。

這個案子,在希望降臨之際曾數度破滅,在絕望接近之時卻總有轉圜,現在終於結束了。

雖然沒有達到所有的預期效果,但也創造了歷史。在法定工傷賠償之外,這個年輕人又拿到了13萬。這筆賠償,是一點點加上去的。我們試圖撬動一個龐然大物的堅硬外殼。這個不可能的任務,最終還是完成了。

訴訟雖然沒有以判決的方式取得勝利,但理念已經傳達出來:僱主有過錯的工傷事故,傷者應該獲得工傷保險賠償之外的過錯賠償。

10月28日的《華爾街日報》,報導了這個案子,高度評價了這個案子的價值:它象徵著一種改變,這種改變,讓整個世界受益。

故事到這裡,終於要講完了。

這是個令人憂傷的故事,但也是讓人欣喜的故事。

阮禮兵,這個只有22歲的年輕人,他勇敢地運用法律,運用媒體,與工友和NGO配合,取得了勝利。生產斷肢斷指的流水線,自他身後關閉。他拯救了那些可能被壓斷的手。

在這個過程中,他自己也改變了。那個羞澀的自卑的年輕人不見了。他頑強地在異鄉維權,願意和不同的人打交道,有自己的主見和選擇,執著、冷靜、溫和。在他身上,保持著對這個世界的善意和希望。

樂觀和自信這兩種東西,再也沒有人可以從他身上奪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