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法官為何如此懼怕錄音

2013年08月25日

甘肅異議人士李大偉因“顛覆國家政權”入獄十年,去年刑滿釋放。他就此判刑提出申訴,最近在信訪接待廳的約談中,一位刑事廳長告訴他,就憑他收藏的批評中國政府的文章,“給你定顛覆國家政權罪也能成立”,他還被禁止對談話內容錄音。


法官為何如此懼怕錄音

本人李大偉,2001年,因從事公民維權和要求政治體制、司法體制改革活動被甘肅地方司法當局扣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1年,2012年4月刑滿出獄。

8月20日上午8點多,接到了甘肅省信訪接待廳的電話通​​知:約我明天(即8月21日)上午八點半準時到甘肅省高院信訪接待廳就本人申訴控告問題接受院長約談。

本人被判刑後,十多年來無數次申訴控告均是石沉大海渺無音訊,現在能得到省高院院長的約談真是不容易呀!難道真的芝麻要開門了嗎?真的是如人所盼新的一屆政府要在民主法制建設的道路上走向開明務實了嗎?

當日下午我懷著喜疑參半的心情乘車趕往省城蘭州,在高院附近登記了一間十分廉價的旅館住了一宿,第二天,也就是21日上午八點半準時去了甘肅省信訪接待廳。十點多我終於等到了約談,但是與我約談的並不是院長,而是刑二庭的一名姓張的庭長。

談話在一間與接待廳相隔的大辦公室進行。在對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是否成立和我的行為是否能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罪多方面,我與張庭長有著很大的分歧。

張認為判決裁定正確,給我定顛覆國家政權罪成立。

而我認為判決裁定認定事實不符和適用法律錯誤,以顛覆國家政權罪給本人定罪並處以刑罰是欲加之罪,並列舉了部分判決裁定認定的所謂的“犯罪事實”加以說明如下:

第一、  本人不具備顛覆國家政權罪的主體條件。

顛覆國家政權罪是有組織必要共同犯罪。而我卻遵循著合法、理性、不結社的理念,獨立的行使著《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力所能及的維護公民權利、推動國家的民主與法制進步;我從未參加過任何組織,我的任何言行,均屬於我個人的行為,不代表任何組織、團體。因此給我定顛覆國家實屬與法無據。

第二、判決書第七頁認定:我與所謂的“敵對分子”任畹町、徐文立、江棋生、秦永敏等……策劃、商討顛覆國家政權的對策。如果這樣的認定能夠成立,那麼依照法理我和任畹町、徐文立、江棋生秦永敏等人應該是共同犯罪,可是在案卷中沒有任畹町、徐文立、秦永敏、江棋生對本案的任何證詞。

第三、判決書第十頁認定:1998年8月,我受北京徐文立委託從秦皇島回到天水市指導岳天祥進行顛覆國家政權活動。既然本人是受許文利委託指導岳天祥,那麼此事的當事人,不只是我和岳天祥,應當還有徐文利。當時徐文利就在北京某監獄服刑,找徐文利取證對於國家安全機關和檢察機關絕非困難之事,可是法庭上公訴人只宣讀了岳天祥一人的證詞,案卷中竟沒有徐文利對本案的任何證詞!為什麼辦案單位不敢找徐文立取證呢?

第四、判決書第十二頁所認定的所謂的“籌備犯罪活動經費”純粹是顛倒黑白。

岳天祥、郭新民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逮捕判刑後,他們的家庭生活十分困難,他們的妻子陳國珍、馬小萍因給女兒交不上學費而哭泣。我出於同情和憐憫,請國內外朋友們給了她們一些經濟幫助。

1999年,王鳳山因患糖尿病保外就醫,但因家庭經濟狀況不佳無錢醫治。我在與境外的朋友通話時,是向一些朋友們談到過他的情況,也希望朋友們你給他一些幫助。給一個患重病的病人要一點醫療費也成了籌備犯罪經費,難道讓王鳳山病死在家嗎?那麼政府又何苦將王鳳山保外就醫呢的目的又是什麼?

朋友們給得這些錢,並沒有用於炸天安門,也沒有用​​於炸中南海。而是幫助岳天祥、郭新民家屬生活、子女上學和王鳳山醫治疾病的善款。

第五、判決書第八頁認定我接受莊炎(美國)指導此事顛覆國家政權活動,可是法庭上沒有播放本人與莊炎、的完整通話錄音,而是出示了經過偵查機關外科手術般改造的書面文字記錄。尤其是經過改造的所謂的轉換證據,有意地刪減了我拒絕了莊炎對本人成為中國民主黨員的確認和在西北地區發展民主黨組織的要求。很明顯偵查機關為了製造假案借證據轉換之際有意製造了假證。

第六、更為荒唐的是判決書第九頁、第十二頁竟將我與何德普等人公開支持前最高人民檢察院韓杼濱檢察長,在1999年9月10日,在全國加強刑事申訴檢察工作會議上要求各級檢察機關切實重視老百姓的申訴控告,及時糾正冤案的講話也認定為顛覆國家政權犯罪行為。如果我們支持韓杼濱檢察長講話的行為構成犯罪,那麼無疑韓杼濱檢察長的講話本身就是犯罪行為。

對於我的以上表述,張庭長似乎很難找出理由對我的言辭給予否定。於是,他便轉變話題說道:“我承認,我們國家許多方面都存在的問題很多,尤其是社會不公和權利腐敗非常嚴重,但是你作為一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有什麼問題,可以通過正常的方式和途徑向國內的機構反映解決而不應該向境外透露,自由亞洲、美國之音、美國人權組織等都是境外敵對勢力,你有意把咱們的負面消息告訴他們,讓他們用來抨擊中國政府,就憑這一點你就構成了顛覆國家政權罪。 ”

對於他稱自由亞洲、美國之音、美國人權組織等都是境外敵對勢力,我舉了兩個事例表述了我的不同看法:一、1999年朱鎔基總理訪問美國時,面對國際媒體親口講“我們有問題歡迎你們批評監督”。我相信這是中國總理代表中國政府向國際社會的真實承諾。二、2008年,我國舉辦奧運會時自由亞洲、美國之音都來記者採訪報導。如果是敵對勢力,那麼咱們的政府怎麼可能允許他們入境呢?

張庭長又轉換了話題,說“你收藏了許多詆毀中國政府的文章,就憑這些給你定顛覆國家政權罪也能成立”。這時感覺到他說的話與法律越來越與法無據了,於是我便開啟了手機的錄音鍵,準備將他的話錄下來。張庭長發現後即可停止了談話,當即叫來多名法警,強制拿走了我的手機進行技術鑑定,對我的人身和攜帶的物品進行檢查並終止與我的談話。

對此我十分不解,我們的法官、檢察官、警官們常常憑藉電話錄音、網絡言論、談話筆錄、書信、文稿等,甚至他人的言論採用移花接木斷章取​​義的手段,將無辜的公民治罪送進監獄、看守所,而為什麼你們的言論卻不准公民錄音,讓社會進行監督呢?

在此將此談話過程公開,並非本人與張庭長存有個人成見,而是將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弊端進一步進行披露。事實上就我本人對張庭長並無惡感,反而他對我起初的言行,讓我存有感激之情。在我進入辦公室時,張庭長很客氣地讓我坐下,並吩咐負責記錄的書記員給我倒水。在談案情之前,先問了我生活和身體情況,從他的說話眼神中我能感受到,他懷有一顆對我這個今天落難的政法老同行的關心和憐憫之心。同時也感受到在談論我的案情時,他所說的那些與法律相背離語言,絕非是這位老法官發自內心之言,而是他身不由己不得已而為之。

本人手機15293576738

李大偉

013-8-25

於天水市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