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患尋求賠償，加入維權行列

整個早晨，他們三五成群陸陸續續來到市中心，持續的傾盆大雨打濕了他們的衣服，但對他們絲毫沒有影響。他們中有些人還拄著拐。到了中午，大約300位來自中國河南省各地或其它地方的上訪者，在省會鄭州的省民政廳前集合，他們希望省裡的干部會接受他們要求政府賠償和幫助的申訴。

這些上訪人士都是上世紀90年代不當採血賣血計劃的受害者。大約70萬中國農民從污染的血液中感染了艾滋病毒或艾滋病。艾滋病的蔓延與政府採供血系統混亂和管理不善直接相關。將近20年過去了，政府依然對這些受害者的悲慘處境熟視無睹，也不願意對輸血醜聞承擔責任。

他們是中國人口中最貧窮、最受欺凌的群體，沒有文化、缺少就業技能，其中大部分因為身體衰弱而無法工作。但與此同時，當需要組織起來和相互幫助的時候，他們又是中國最能幹的群體。

中國的艾滋病受害者正在跨省組織起來，通過社交媒體，如中國的推特——微博，以及類似於Skype的聊天工具QQ群，與全國各地的患者朋友、活躍人士、民間社會組織和支持者進行聯繫。他們主要是貧窮的農民，沒有電腦，但多數都能通過智能手機上網。河南是中國最大的農業省份，也是大批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家鄉，那裡的艾滋病患者甚至已經常設地區負責人來進行協調——這些負責人在組織數百名上訪者的時候發揮了重要作用，2012年8月27日數百人到省政府辦公樓前的請願就是他們組織的。

8月27日前，河南各地的地方官員通過對上訪者通訊聯絡的監控已經知道計劃中的上訪行動，並已採取了措施不讓他們進入鄭州請願抗議。我拜訪過一個農戶，屋外站著兩名政府官員，不讓一位活躍人士離開家。這位活躍人士的妻子、自己的六位兄弟姐妹中有五位都感染了艾滋病毒，他是家族中唯一未得艾滋病的人。但是當局的行動已經太遲了。這位活躍人士知道自己有可能會受阻，幾天前就已經離開家了，官員們根本找不到他。他正藏身於鄭州，將是抗議者中的一員。

艾滋病毒或艾滋病患者也獲得了中國的非政府組織如“惟謙艾滋法律援助中心”（Korekata AIDS Law Center）和愛知行研究所的很大幫助。後者是中國首家普及艾滋病常識的維權組織。這些民間組織靠國內外提供的經費運作，而大部分草根組織的資金靠中國網民群體的捐贈支持。

今年3月，中外研究人員發表了一份重要報告，題為《中國血液污染事件及處理建議》。報告由美國的非政府組織“亞洲促進會”和在北京的惟謙艾滋病法律中心共同發布。報告記錄了要求政府賠償的緊急理由和現行機制——如司法和信訪機制——的失敗。惟謙的研究人員訪問了偏遠地區的村子，對30名污血災難受害者作了採訪，並研究了另外30名受害者的詳細病情。

中國政府估計大陸有大約70萬艾滋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其中65,100人是通過賣血被感染的。但惟謙中心的創辦人李丹認為，僅污血感染的人數就有100萬，其中仍存活的只有受感染總數的10%，即10萬人。

葉海燕以其網名“流氓燕”而聞名。她住在廣西壯族自治區，但全國各地到處跑。雖然她的主要工作是為性工作者維權，但也一直積極幫助艾滋病受害者。 2012年7月，我在北京與她和一位12歲的艾滋病患者會面，幾天后又碰到她和幾位患者和年輕的志願者在一起。 7月，她剛參加了在美國和印度舉行的性工作者大會回到中國；8月，她在鄭州與艾滋病上訪者見面。

劉喜梅是葉海燕曾幫助過的艾滋病受害者之一。劉10歲時因一次農田事故住院，輸入污血感染了艾滋病毒。她告訴我，幾年前她在一個艾滋病會議上與葉海燕不期而遇。那時，她很絕望，正處在自殺邊緣。葉海燕把這位年輕婦女介紹給藝術家和活躍人士艾未未，艾未未送給她一部嶄新的手提電腦，從而改變了她的生活。葉海燕教劉西美如何使用社交媒體，給予她感情上的支持。劉喜梅得艾滋病的消息傳開後，受到自己家里和同村村民的排斥。劉喜梅現在在為艾滋病受害者進行呼籲，她還在學生志願者的支持下，在河南家鄉的縣城管理一家小旅館，為貧窮的艾滋病患者提供幫助。

劉喜梅和葉海燕同兩位河南的大學畢業生文刀（本名“程帥帥”）和曹小東聯合起來。兩位學生2012年夏天自己花錢在鄭州的河南省傳染病醫院附近開了一家小旅館（艾滋公寓），這樣，貧窮的艾滋病受害者來省城看病時就有了一個落腳的地方。不過，在幾個月中他們已經換了四個地方——在知道了他們開小旅館的目的後，他們不是被房東趕走就是被當地警方趕走。但他們不為所動，繼續尋找新的地點。

慕亦仁，美國自由撰稿人。自1985年以來一直報導關於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的消息。他曾任職於《新聞周刊》、《遠東經濟評論》和《南華早報》，自1994年以來一直居住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