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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子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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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母親」創始成員丁子霖委托 中國人權 發表《致友人》公開信。全文如下。 致友人 本人在此衷心感謝各位朋友在我們親人遇難後的30多年漫長期間內所給予的人道救助,尤其是在我1994年初曾以個人名義向國內外友人發出過人道救助呼籲以來,迄今爲止未曾中斷的救助。 現如今絕大多數遇難者的老父母均已謝世,遺孤們也已長大成家就業。是你們的義舉幫助我們這些蒙難家庭度過了最爲艱難的時刻。 目前新冠疫情正在全球肆虐,大多數的捐款者也已年届退休。因此,我懇切地請求你們中止給我們難屬——天安門母親群體人道捐款,這項人道救助活動早就應該畫上完美的句號了。 我將永遠銘記你們的愛心,幷堅信你們的義舉必將爲歷史銘記。...
在“六四” 29 週年即將到來之際,天安門母親群體授權中國人權發表致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公開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習近平主席: 今年是“六四”大屠殺二十九週年。 1989年那個不平靜的夏天,北京天安門廣場槍聲及坦克履帶的隆隆聲,打破了所有人的夢想,民眾反官倒、反腐敗、對民主自由的訴求,竟然換來了一場血雨腥風。 當局動用數十萬全副武裝的野戰軍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及廣大市民,用一場血腥的大屠殺確保所謂的國家穩定和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 這是一場反人類的罪行,嚴重影響了我們國家的聲譽。 一夜間,我們的親人被槍殺在十里長街,從此巨大的傷痛伴隨我們一生。“六四”慘案雖然已成為歷史,帶來的災難並沒有終結,...
天安門母親群體授權 中國人權 發表致習近平公開信。 習近平主席: 驚悉劉曉波先生在獄中罹患絕症且已至晚期的噩耗,我們悲痛、無奈、一籌莫展之下,決定寫信向您求助。 劉曉波先生系一介書生、中國公民,是我們的同胞,也是您的同胞。眼下他的病情已十分嚴重,但凡有一線希望,我們想您也會和我們一樣要盡全力去營救他的生命。 您是國家最高領導人,請您從人道主義出發,拿出在全球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魄力和決心,批准劉曉波先生由其夫人陪同,爭取時間儘早赴國外接受最好的治療。 我們期待您的批准。 天安門母親群體 2017年6月29日
天安門母親群體授權 中國人權 發表聲明。 當年劉曉波先生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曾表示該筆獎金欲轉贈給我們,我們感謝他的盛意。 劉曉波先生如獲當局批准去國外就醫,我們認為,現今他重病在身這筆獎金應該歸他,由他治病所用。 2017年6月29日
在這片國土上,天安門母親群體得以自然形成,並不畏強權的高壓,能堅持到今天,除了母親們自身的努力之外,離不開海內外友人們的關愛與相助,在此,請朋友們接受我衷心的感謝。
文中引述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今年3月就日本領導人應對1930年代日本侵華戰爭承擔歷史責任的問題時所說的“對於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來說,不僅要繼承前人所創造的成就,也應該擔負起前人罪行所帶來的歷史責任”,“天安門母親”追問:“那麼,同樣道理,當年中國的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在自己國家裡犯下的一系列人為的乃至殺人的罪行,他們的后繼者是否也要擔負起由此帶來的歷史責任呢?” “天安門母親”敦促中國領導人承擔歷史責任 2015年6月1日 “天安門母親”授權中國人權發表她們撰寫的 紀念“六四”慘案26周年的文章。 上一世紀末發生在中國首都北京的“六四”大屠殺已經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但是,...
今年發表致“兩代會”公開信時,難友們悲傷地不得不把一向為大家所尊重的杜東旭的名字從信末簽名行列中移至下面已故難友行列中去了——;他於2013年11月7日離我們抱憾而去,終年86歲。 杜先生是位軍人,但他在我們“六四”難屬群體中並不是唯一的軍人。他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被尋訪到以來,始終與我們站在一起並肩抗爭——即使在險象叢生的最艱難時刻,他也總是一如既往,不離不棄我們這個苦難群體。 回想“六四”十週年前夕,在京的難友在我家中第一次舉行集體祭奠,杜先生參加了——那時便衣們和各種車輛就包圍在我們家門外;十五週年、二十週年的集體祭奠他也都參加了。他還在2008年6月3日參加了木樨地路祭——...
美國之音: 天安門母親和中國夢 丁子霖 說:“今年公開信,你看第一個不是丁子霖,是尤維潔。她是我們群體找到的第三家。今年這個事情,我不能給你們擋在前面了,你(尤維潔)是第一個,你要有思想準備。 5月31日,中英文同時公佈, 中國人權 幫我發新聞稿,幫我們翻成英文,你(尤維潔)就要準備接受采訪了。 ”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連兒犧牲之後,一些與我們不甚熟悉的朋友曾勸慰我們:“想開些吧!好在連兒還有哥哥和姐姐呢!”是的,從表面看來,我們是個多子女的家庭,三個子女中連兒最小,哥哥姐姐均已成年。哥哥在北工大攻讀博士學位,姐姐已大學畢業,在中央電視台的梅地亞傳媒中心當會計。平日里每逢節慶假日就是家庭聚會之時,此時的連兒最開心了,哥哥帶著女友,姐夫陪著姐姐回家,歡聚一桌,其樂融融,好不熱鬧的一大家子。 可是,諳知我家內情的朋友都清楚,失去連兒,對我們兩人意味著什麼! 我們是個重新組合的家庭。我的前夫於1967年去世,留下一子,在“文革”中我遭劫難的日子裡,我們母子相依為命。...
( 十一 )( 十二 )( 十四 ) 1989年6月5日中午,我躺在床上,先是幾位校醫突然進屋來給我注射針劑,幾乎是同時,來人把我丈夫蔣叫了出去。見此情景,我心裡已明白了八九分。過了一會兒,蔣回屋來對我說:“我們的兒子已經不在了。 ” 聽到丈夫親口告訴這個噩耗,連日來那不祥的預感得到了證實,我所有的期盼和幻想霎時間化為烏有。此時此刻的我反倒十分鎮靜,也未昏厥,只是頭腦裡一片空白,喪失了思維能力——似乎時間停止了,空氣也凝固了。我說不出任何話語,只是呆呆地望著周圍的人們。 “丁子霖,你哭啊,哭啊,哭出來吧! ”同事大聲喊道。在眾人的推拉和呼喊下,我終於哭出了聲音;但由於大夫事先給我注射了鎮靜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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