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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燕益:我是如何和国保打交道的(图)

2019年02月01日


谢燕益律师和家人。(作者提供)

从2003年我控告江泽民那天,国保搬沙发在我家门口睡觉了,十五年来,国保换了几茬,和国保兄弟们打交道,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就冲着这个执法记录仪说

过去一到节假日、开会等敏感日子,他们就搞个面包车在我家小区外或楼下驻扎了,有时晚上睡在车里,很辛苦;原来还在对面租房子监控我。

现在到处都布满了摄像头:楼单元的门、家门口、电梯及地下车库。他们根本不用寸步不离地贴身监控,电话肯定是被监听了,包括微信及一些通讯软件。出门火车票、汽车票实名,航班他也会知道。

那次BBC采访,记者到家不到十分钟,楼下就围了三十多口子,动作非常快,你平时看不到他们的。

现在“大数据”人脸识别,甚至连采血基因都用上了,所以你防不胜防。他们几乎知道我所有的信息。

开始我不配合国保,后来有了家,如果不配合,就会增加生活成本,老婆孩子会被骚扰,我的工作受影响。所以现在我们形成了一种沟通模式,不许他们进小区门口,我和他电话沟通,约到饭店或茶馆、居委会见面。

“709”出来以后,他们每次都拿执法记录仪给我录像。开始我不接受,但现在我让他录!你把它录下更好,也让他们背后更多的警察、国保、领导,都有机会看到真实情况,我就冲执法记录仪说!把这个历史记录下来,何乐而不为。

如果《人民日报》、新华社采访我 我何必还翻墙

国保约谈,一般是希望我不要用社交媒体发信息,不接受采访,不关注敏感公共事件等等。我接受采访或发表的文章,他们有时会打印出来问我。

我首先感谢他们的忠告、关心。但我告诉他们:发表文章、代理案件及接受采访,都是宪法赋予我的言论自由。

他们说:谢律师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和我们说,可以给你反映渠道。

我就说,我乐不得国内媒体采访我啊,如果《人民日报》、新华社采访我,我何必还费劲翻墙!但它们害怕,不让我说话,它从不报导真实与客观,它不是媒体。

官媒是宣传机器,是它们的喉舌,全是谎言嘛,假大空,目的就是掩盖罪恶、掩盖真相。

凡是真实客观中立的媒体,包括美国、欧洲、日本的媒体,还有大纪元等,都被它说成反华势力或西方的反华势力。哪有反华势力?其实都是所谓斗争哲学、仇恨意识搞出来的阴谋论,是它对西方、对正常国家的妖魔化。

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国家,老百姓进个地铁都要安检几回,怕什么?还不是怕老百姓看清真相,怕我接受采访揭露它!

说我不爱国?爱国就是要批评政府,要鞭挞假恶丑,弘扬真善美,要揭露罪恶,不只是我,每个人都有责任啊。

写文章接受采访,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权利,是千千万万、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基本权利,也包括国保的权利。所以每次他们提出非法要求,我都给驳回去。

我相信仁者无忧

开始国保冠冕堂皇,自认为是在维护社会秩序,后来没有底气,就打出感情牌,打出家庭牌,让我为家庭、职业考虑,甚至会拿妻儿威胁我,说你看你的孩子在这里上学,你住这里,我们完全可以把你们挖出去!如果和他们合作,表现好,要什么有什么,否则影响我的律师执业,将来孩子也许难以通过政审,影响就业、上学。这种威胁,有时赤裸裸,有时是暗示。

有人替我担心,我这样坚持对我的家庭和个人会不会有风险?从根子上,我相信仁者无忧。

首先,我与人为善,出发点是为国家、社会,也为了我自己及每一个同胞,包括那些正在为祸作恶者。

我对那些所谓“对立面”——既得利益集团或违法分子、邪恶分子,我对他们都是有好处的。我写辩护词都是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不仅站在当事人立场上,我也站在对方及法官的立场上。一般我也不会控告他们,不会投诉,我尽量做到仁至义尽。

那些施害者本身就是受害者,他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而且是最终的受害者。一时或许能掩盖罪恶,但是长远讲,他们对自己和子孙后代是不负责任。

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周永康作恶违法犯罪的时候,如果身边朋友、下属同僚、亲人,告诫他、警示他,对他肯定是好事,他可能不会到这个万劫不复的地步吧。假如人生可以再来,我相信周永康他一百个不想这样,他愿意杀人吗?他愿意无恶不作吗?我不相信正常人愿意。

我对他们劝善,今天你幡然悔悟,停止作恶,不为迟晚,尤其血债帮,可以将功补过。如果不住手,祸患会越来越大,最后覆水难收,必食恶果!

另外,我要求自己有理有据,我立身处世,坚持三个原则:依法、客观、独立,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可能改变我的立场。

领导让你去违法,你能不能弱弱地问一句:局长,这么做合不合适呀?

我告诉国保,你们监控的对象,不过是冤屈不平的揭露者、举报者与抗争者,或者为社会公正呼吁的正义之士,他们争取公民尊严与权利的努力,不也是你们的福祉吗?他们的尊严不就是你们的尊严?我们每一个公民的尊严,不就是这个国家、民族的尊严?

我说,当法院院长让你判冤案,公安局长让你参与强拆,让你去抓法轮功、抓访民,你也许改变不了他,那你能不能弱弱问一句:局长,这么做合不合适?法律上有没有依据?

一个盗贼偷东西时,你只要喊一声,他可能马上就住手了。是你喊一声有力量吗?你也没有抓他的手啊,但他内心是脆弱胆怯的,假如有十个人喊,他就不敢动手,作贼心虚啊。

这样做不仅对你自己负责,对社会国家负责,也是对领导负责,你是为他好!领导执意去做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把这记录下来,将来追究法律责任、历史责任、政治责任的时候,你至少能保护好自己,你留下了历史的证据:当时是谁谁哪个领导让我做的,而且我也尽我所能去抵抗了。

历史的债务只能自己承担,作为与不作为是不一样的,弱弱地抵抗一下,你就可以力所能及做到问心无愧。

这是两种意志的较量,是和平民主与暴力专制、自由公民与特权的较量。如果每个警察、法官、检察官,每一社会角色都这样做,那力量无比巨大,恶的怎么可能行得通?

我相信心念造物,从一点一滴去改变,通过改变自己的人性,去改变社会,改变我们的环境,所有我们付出的努力都不会白费。

我和国保谈股市

警察整体是被深度洗脑的,开始他们颐指气使,要教育我、转化我。中国怎么好啦,中国人怎么过上好日子啦,对政府对赵家要怎么样歌功颂德,或是哪个国家没有腐败、哪个国家没有问题等等,都是那种没有逻辑的话语。

我面对的是人,我要为他们着想,我见他们也是要让他们交差,帮他们完成任务。但我反客为主,每一次我都力争给他们讲一讲真相,讲是非善恶,讲历史,讲现实。

而且我站在国保的角度,学会理解他们的难处,都不容易,不得不吃这碗饭养家糊口。

实际上国保最早接触真相,他们是最早翻墙的一部分人,要了解跟踪工作对象嘛,就必须翻墙,翻墙后他就看到了很多东西,这个体制造成的多少罪恶,外面世界到底是什么样,他们很清楚,但是他们不说,揣着明白装糊涂。

还有一部分被深度洗脑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浑浑噩噩的,只知道利益,只知道混差事,是非不分,黑白颠倒,但这部分人也容易被改变。

我说:我是奴,你们也是奴,你们是“赵家”用来管奴隶的奴隶。你们也无法保障你们自身及家人的安危,也没有尊严与权利。专制体制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

我经常和他们讲枪口抬高一寸的故事,告诉他们不要抓法轮功,我讲我的辩护观点:九九年江泽民集团镇压法轮功,不是国家的意志,不是法律的意志,是个别人的意志。我说法轮功这些人都是最好的人。我举了很多例子,让他们去观察;国保里也有信佛的,我就讲佛家的慈悲啊什么的。

我和国保谈股市,劝他们不要买股票。股市完全是“赵家”权力集团在分钱分赃,老百姓很难赚到钱的。还有很多畸形的经济现象,被它们歪曲的历史,每次我也都借机给国保讲。

如果中国社会转型成功 国保警察的待遇要比现在好

我告诉国保,在正常文明的法制社会当警察,要比你们现在轻松得多。如果中国社会转型成功,你们待遇比现在好多了,工作时间会大大降低,休假、安全、职业尊严都有保障。

我同情国保,你们很悲催啊。警察本应该是高尚荣光的一个职业,但在中国,你们身背骂名。国保是公然违法的一个职业,绝大部分工作都是违法的,是框外的。你们是给“赵家”扛私活,维护的是它们的稳定,不是为了国家和人民,所以受累不讨好。

我引导他们思考:是谁让警察背黑锅?是谁制造官民矛盾?是谁让社会如此紧张? 是谁攫取权力实现个人野心,搞斗争哲学,把人与人对立起来?我希望他们看清楚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违法分子,他们不代表国家,不代表法律,不代表大多数华夏儿女。

如果大家都认识到:是它造成了这么多处天灾人祸,那么我们人人不都应该抛弃它吗?!

我让他们理解,我批评政府对他们国保都是有好处的。

开始他们不以为然,后来越来越接受我的观点,也愿意听我说话,态度有时还毕恭毕敬的。凡是和我在一起的国保,后来都有改变,后来也就不得不换人了,我感到现在他们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作者简介

谢燕益,中国人权律师。
2003年,发起宪政第一诉,起诉江泽民违反宪法继续担任国家军委主席。
2015年,调查“庆安枪杀案”,后与众多律师举报警察涉嫌故意杀人,这成为“709”事件的导火索。7月被抓捕,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553天后出狱。
2017年,代理加拿大公民孙茜的法轮功信仰案。
2018年11月,被注销律师执业证。
 

——转自阿波罗新闻网(2019-01-29)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54期,2019年2月1日—2019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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