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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2020s与习近平的“中国梦”

2020年01月10日

(上)

2020元旦不仅意味着新一年,也意味着新的年代、新的十年的到来。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的十年,一个关系到许多人命运的话题,就是习近平的“中国梦”。中国有许多事都适用一句古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习近平的“中国梦”没能例外。作为一种引导中国人创造未来的想像力资源,习近平的中国梦来得快,去得也快。经历了2019,我相信没有多少人,包括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会对习近平的“中国梦”再存任何积极的想像。事实上,稍有头脑的人都能看到,习已经把中国带入难以脱离的险境,他的“中国梦”完全变成了“中国噩梦”。

那么,“中国噩梦”究竟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意味着甚么?许多人非常悲观,更多则选择了放弃思考,因为除了带来焦虑,似乎不可能对这个问题得出任何积极的答案。应该说,这种状态本身就不是好兆头,而正是习近平要对这种状态负责。这是因为,习近平的“中国梦”虽未能赢得人心,但他“定于一尊”的集权梦却成了现实。就压制大陆青年的政治活力而言,习的手段之有效,超过了文革的毛泽东。很难想像,现在的中国会发生类似“李一哲大字报”和“四五运动”那样的政治事件。习对社会的控制虽得益于新技术,但生计环境的不同,也大大改变了知识青年的政治算术。

在这个背景下,90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多数人用沉默守住了尊严,而真左派也没有借机对往日的对手落井下石。不过,来自青年一代的“校园告密者”不断增多,如此情形不能不令人忧虑,这样的格局能维持多久。继许章润登高一呼之后,郑也夫再度发声:“财产公示,请自常委始”。我不相信,在他呼吁“中共淡出历史”之后,没有遭到当局的压力,但郑也夫还是坚持实践中国知识人的最高境界:“虽千万人,吾往矣!”

敬佩之馀,也不禁想到百年来中国知识人实践这种精神为甚么会得到如此矛盾的结果:一方面,若没有郑也夫这种人,很难理解中国今天凭甚么能实现百年前的“强国梦”,但另一方面,这种精神的实践,并没有能让中国走出“周期律”的诅咒。未来十年的一大挑战就是,习近平的“中国梦”不仅把中国带到了悬崖边,也把世界带到了悬崖边,而在我看来,仅靠知识人的道德勇气,中国并不足以应对这个挑战。

今后一两年,影响未来十年中国和世界大局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习近平在他的“中国梦”破灭之后,有多大的意志和能力,继续以“同归于尽”来威慑国内外的政治对手。以往,习近平的这个威慑策略帮助他在对内集权和对外扩张方面都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至少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前是如此。2019发生的一大转折,就是特朗普有效地遏止了习以这种策略继续获得政治成功。我认为这一转折给未来十年的中国和世界带来一个机会窗口,因为习近平在香港问题和美中贸易战问题上的退却或游移,说明他意识到了“同归于尽”的威慑策略正在给自己带来太大风险。那么中国是否能抓住这个机会避免一场浩劫呢?我不能判断,不过,我认为中国知识精英的思维方式还需要很大的调整,才有可能激发中国人的想像力,走出今天的险境。这将是我下次评论的主题。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2020-12-31)

 

(下)

21世纪的20年代,很可能像20世纪一样,对世界史的轨迹发生巨大影响。就中国而言,我认为20世纪发生的最重大的转折就是主张并亲力推动地方自治的精英,在20年代输给了不惜引狼入室重建大一统的精英。为甚么会这样?其中有没有与今日中国相关的教训?我还没有看到比较深入的探讨。就我现在所知,那些实践地方自治而最终失败者,如陈炯明、阎锡山、梁漱溟、晏阳初的品行,比赢了他们打江山坐江山的人要高得多,这些失败者们哪怕多少保住一点成果,而不是输的那么惨、那么彻底,中国恐怕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成为一个如此危险的国家。

大一统的帝王梦在21世纪重演,是现代中国的噩梦,我相信、或者我希望习近平的“中国梦”将是中国噩梦的最后版本。问题是,这个最后版本的中国噩梦,将让中国和世界付出甚么样的代价?这是令所有有良知的人都不能不想的问题,而由此带来的焦虑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习近平以“万死不辞、我将无我”的决心坚持做他的“中国梦”,不仅挟持了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亿万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把美国人变成了他的人质。美国汉学家林蔚指出,美国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道德困境。该不该与习的中国打交道?如何打交道?是美国面临的道德难题。中国人当然就更难了。作为想有担当的中国知识人,在习近平的高压下该不该发声?如何发声?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无人敢发声的局面,显然是不可接受的。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困境。

中国知识精英在今天的道德困境,与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国精英有没有可比之处?我以为是有的。一百年前,面临苏俄以巨大的资源和野心介入中国内政,同时又面临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冷酷现实,是选择联俄还是拒绝联俄?中国的知识人并非没有挣扎。陈独秀就曾不想拿第三国际的钱,但最后还是拿了。方志敏更是选择了绑票西方传教士来为革命筹款。毁家纾难、舍身救国的英雄主义,与今天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的遭遇,其实有一种非常悲剧性的联系。习近平认为他的父辈是创造新中国的大英雄,而他也要做一个大英雄,以不惜“国将不国”的代价,实践他的“中国梦”。

面对中国的这一既荒唐可笑,又危险万分的困局,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习近平喊话,是勇敢的选择。但要让这种选择不仅令人敬佩其勇气,也能让思考中国未来的人受到其思想的启迪,是不容易的。做不到这一点又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就太令人叹息了。

郑也夫叫板习近平,提出“中共淡出”,主张“财产公示,自常委始”,涉及到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来影响和设计后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以甚么样的“语言游戏”和政治策略才能达到付出较少代价,让中国和世界从“中国噩梦”的险境中走出来。这将不仅是20年代中国知识和政治精英关注的主题,也是美国知识和政治精英关注的主题。目前的状况是,大家都处在“人自为战”,没有真正的交流和交锋。这种状况需要改变也必须尽快改变,因为后习近平时代的挑战不仅可能非常严峻,而且可能来得比许多人预料的要快很多。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2020-01-07)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78期,2020年1月3日—2020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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