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我第一次去中國，此行僅在尼克松訪華後3個月！我陪同丈夫孔杰榮（Jerome Cohen）訪華，他是美國科學家聯合會一個小型代表團的中國顧問；該聯合會在兩國敵對23年之後，應邀與中國進行首次科學交流。從香港穿越羅湖橋進入“共產主義敵國”——紅色中國——很具戲劇性，因為尼克松訪華之前，我們的政府禁止我們入境中國。

我們拖著行李，從香港邊境過橋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候車室。室內放置著巨大的手扶皮椅沙發，沙髮用沙發套保護著；還有一摞摞中英文雜誌，宣傳建設中國現代化的英雄——工人、農民和士兵。

我們立刻被淹沒在四周的革命歌曲之中——這種戰鬥的旋律隨後在火車上充斥我們的耳膜，而且貫穿了我們的中國行全程，緊隨著我們，無處逃避。在焦急等待開往廣州的火車期間，我們觀覽了廣東省鬱鬱蔥蔥的綠色稻田，穿著寬大黑色衣褲、戴著寬邊斗笠、挑著沉重擔子的廣東婦女。婦女在田間地頭勞作時，那些斗笠掛起像窗簾一樣的黑色紗布，以擋住太陽和蚊蟲。然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那些同樣的田野卻佈滿了水泥地基，用來興建玻璃鋼筋大樓，安置不斷膨脹的10多億人口。

廣州動物園內微笑的熊貓，廣州。攝於1972年5月。攝影：瓊∙樂博特∙科恩手術台上的婦女，廣州。攝於1972年5月。攝影：瓊∙樂博特∙科恩

我們訪問的第一站是廣州動物園，觀賞聞名於世的大熊貓。顯然，飼養員調教了熊貓，讓它們學會排隊，向人微笑。之後，我們被帶到一家醫院——這家醫院有一個具有19世紀古典風格的玻璃圓頂手術室，在那裡我們從老式醫療教學看台上觀摩了兩例手術。中國外科醫生為一名女子進行剖腹產，取出嬰兒；為減輕她的痛苦，醫生對其施行了針刺麻醉。她沒有哭喊。中國人這樣做，是為了向我們炫耀他們的傳統治療方法要比西方麻醉藥品優越。另一例手術是為一名患者摘除頭部的腫瘤。因為看到我熱切地進行現場拍照，手術後，他們把摘除的腫瘤放在一個托盤里以便我能近距離拍照。

我們乘坐螺旋槳飛機飛往北京，機上有折疊椅，但沒有廚房。因此，飛行員將飛機降落在中國中部一個簡易機場，我們乘巴士去一個餐廳吃午飯。我還記得吧唧著嘴大嚼用糯米和果脯製做的八寶飯；這是我第一次品嚐中國版的極品美味。在北京，我們在民族飯店下榻。我有一個熱衷於集郵的兒子，作為忠實母親，我的第一站便是前往飯店郵局購買郵票。我看到紀念郵票上印有金發碧眼的男人。這些人到底是誰？他們跟中國郵票有什麼關係？在飯店的電梯裡，我碰到一群高大的金發碧眼的年輕男性，像是郵票頭像的模特。後來我們弄清他們原來是阿爾巴尼亞的籃球運動員！事實上，這是中國運用政治的一次絕妙寫照。 1972年，中國極端仇視蘇聯，阿爾巴尼亞是其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盟友。毛澤東唯一的朋友是阿爾巴尼亞的獨裁者恩維爾·霍查。在我們訪問過的所有城市都能看到大量的巨幅宣傳畫，畫著許多膚色不同的笑臉，上面寫著“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上述情形給了這些宣傳畫特殊意義。

我們代表團一行6人，像奇異海域中的一個小島。我們每頓飯都在一起吃，即使導遊也與我們分開，哪怕只是用一條簾子隔開。我們吃的飯菜尚可，並不是最好的，與倍受稱讚的美譽名不副實。我們被帶去參觀學校、工廠、街道委員會、醫療診所以及一家在鄉下的五四農場。每到一地，單位革命委員會主任會出面歡迎我們。然後，會向我們作一個簡單的介紹，約20分鐘，隨後進行一般性討論。他們告訴我們：“中國沒有殘疾人”，而且“不需要鎖自行車，因為在這個共產主義天堂小偷已經絕跡。 ”

高中學生表演歡迎舞，中國。攝於1972年5月。攝影：瓊∙樂博特∙科恩

在我們參觀過的所有單位，總能看到引人注目的歡迎標語，它們經常用彩色粉筆以中英文書寫在黑板上，並繪以盛開的花卉裝飾。我在參觀一所中學時，將一疊美國紀念郵票送給他們作為留念，郵票印有1969年美國宇航員登月圖片。老師和學生觀看後卻困惑不解，他們對3年前發生的這一重大事件一無所知。

遊覽長城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中國傑出的物理學家周培源以東道主身份陪同我們出遊。周培源告訴我們，他在文革熱火朝天期間被送到農村勞動所經歷的一段“美好時光”。我們參觀五七幹校那天，幹部們為我們演唱了歡迎歌曲，並表演了舞蹈，跟我們參觀過的其它所有學校和工廠的表演雷同。實際上，我們參觀河南洛陽時，被帶到一家拖拉機廠，那兒的人們在跳舞時把拖拉機也開了上來！他們告訴我們，這些幹部以前都是坐辦公室的主管官員，而現在他們住的房子是自己修的，吃的糧食是自己種的，多年來每天早晚聚精會神地學習毛主席著作。這些對我感興趣的“歡迎群眾”唯一流露出來的表情是看到我在露天茅房方便的時候。你想他們能期待什麼呢？

農村“五七幹校” ，中國。攝於1972年5月。攝影：瓊∙樂博特∙科恩

那時，為了防止那些被教導要“破舊立新”的紅衛兵摧毀文物，故宮在文革期間不對外開放。我強烈要求前往參觀。傑榮請求和我一起參觀故宮。陪同我們的中方人員同情地說，傑榮要參觀故宮不過是“妻管嚴”的緣故，其中暗含的意思是男人不會對反動和腐敗的舊中國陳蹟有興趣，這都是婦女的活計。我們兩人獨自漫步在巨大而錯落有致的皇家院落、聽政殿和內廷后宮之中，試圖理解這個城中之城。故宮南側由警衛、官員、太監居住，並且存儲皇家奇珍異寶。在沒有導遊伴隨的情況下，我朝北邊走去，看到3個輝煌的御座殿宇。繼續往北走，過了東西通道，就是皇帝和妃嬪居住的內廷寢宮，其中有禦花園和珍寶館。

故宮西側正在展出名為《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的展覽；這個展覽最令人興奮。中國特地通過舉辦這項展覽向世界證明，它沒有破壞所有的文物。該展覽展出了聞名於世的金縷玉衣和銅奔馬。此後，這個非同尋常的展覽赴世界各地展覽，讓世界相信中國仍然還有了不起的絕世珍寶。

我要求參觀藝術展覽，並與藝術家會面。我在故宮博物院非常幸運地看到一些古畫，還參觀了一個當代畫展，這是文革期間唯一的一個畫展。展出的是獲獎的宣傳作品，大多展品是表現農民這種政治正確的藝術風格和主題。他們以畫家都“在農村接受再教育”為由拒絕了我會見畫家的要求”。 1979年後，我才知道其真正的含義是畫家被流放到偏遠地區，接受再教育，並在那兒服半年以至10年的苦役。

因為我對中國藝術史感興趣，我極力要求東道主讓我去洛陽和西安參觀。當局對我們飯店房間實行“體貼監控”，他們得知在我和傑榮的談話中，表達了對限制旅程的極大失望，於是，他們修改了原定行程，讓我們前往參觀這兩個古都。在洛陽龍門石窟，我問曾經住在這些洞穴裡的佛教僧人哪裡去了。當導遊知道我在波士頓美術博物館工作，他報復性地帶我們去看了一個洞穴，洞璧上空無一物，上面的浮雕被盜鑿，現在陳列在大都會博物館，另一個陳列這些浮雕的地方是美國堪薩斯城藝術博物館。考慮到文革期間對文物的摧殘，更何況歷史上從公元2世紀開始這些佛教文物就不斷遭到破壞，神聖洞窟中的大量文物珍寶經常被摧毀，因此，對這些雕塑進行保護是十分重要的，但我的這些解釋無法說服這位導遊！

參觀洛陽博物館中的珍品是一大樂事。我向一個年輕工作人員問了一個問題，一個老傢伙從陰影中跳出來說：“她太年輕，不會懂……”。我們還參觀了一個古老的彩墓，它對我弄懂在波士頓博物館所看過的資料的來龍去脈大有裨益。我高興極了。

去西安的火車上，我們代表團團長、著名的科學家馬文·戈德伯格（Marvin Goldberger）博士和我的看法一樣，即我們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品嚐餐車上所有的酒精飲料。這些飲料是各式茅台和高粱酒。之後，我以為我的喉嚨被燒了一個洞。

在西安飯店門前曬場，西安。攝於1972年5月。攝影：瓊∙樂博特∙科恩

我們下榻的西安飯店的門口不同尋常。小麥秸稈完全覆蓋了飯店前面通常停放汽車的庭院。農民們敲打著金色麥稈，將麥粒和麥秸分開。當時，儘管北京的飯店條件十分有限，但相比之下，西安還要再等十多年才會有潔淨、供暖的酒店和有菜單的餐廳。我們高興地參觀了許多古代奇蹟，完全忽略了這些生活條件上的缺陷。參觀武則天的墓丘，讓我們有機會全景式地觀賞了無際的麥田和春花的綻放。我們也參觀了窯洞，這些窯洞和以前讀到的共產黨中央所在地延安的窯洞一樣。我們還參觀了華清池——1936年張學良抓捕蔣介石，並迫使蔣與中共簽署共同抗日的統一戰線協議的地方。華清池是千餘年前一位唐代皇帝及其著名的楊貴妃喜歡前來沐浴的溫泉。

我們飛抵上海，住進外灘優雅的和平飯店。飯店​由英國建築師設計，建於20世紀20年代後期​。木鑲板的房間是用仿效17世紀英國籍荷蘭雕刻大師吉本斯（Grinling Gibbons）風格的雕刻來裝飾的。在上海，我們按中方要求參觀了工業展覽館和工廠好幾天之後，堅持要安排一些個人時間去外出逛遊和購物。我們發現了一個戲劇用品商店，在那裡我們可以購買《白毛女》、《紅色娘子軍》的服裝道具。這兩台文革期間著名的芭蕾舞劇是在毛澤東的妻子、文化沙皇江青親自指導下創作的。當我們中的一位在那個小店中買一套《白毛女》戲裝時，招徠了一大群人——他們要近距離觀察我們這些外國人。因為我們已經打發了陪同人員，無人來幫我們解圍。

百貨商場裡的物品很有限，只有竹殼熱水瓶、飾花搪瓷臉盆，以及印有革命口號的紅色汗衫出售。我們去過的另一個購物場所是專為外國人開的友誼商店。在那裡，我們找到中國戲劇服飾道具，如武生用的棍棒和長矛，以及五顏六色的斗篷坎肩。後來我們意識到，這些物品可能是紅衛兵在文革肆虐橫行期間從被打成資產階級和反革命分子的人的家中搜繳的。

我們到農村參觀了一個專門種植水稻的公社。這是我對中國的“稻米文化”第一次的個人體驗——直到近距離觀察時，才能弄明白這幾個詞的意義！我們觀看了一個老人在灌滿水的稻田裡吆喝耕牛犁田乾活，婦女在沒過大腿的水田裡蹚行插秧。這個過程要求她們數小時俯身勞作。這一幕讓我呆若木雞。在狹窄的田埂上一邊拍照一邊保持平衡並非易事，我最終掉進稻田的泥水中。

可以用我們被“綁架”到南昌來描述我們離開中國的行程。我們本來是飛往廣州出境，但在中國飛機只有簡陋儀表的時代，由於廣州被烏雲籠罩而無法降落，因此，飛機轉航到江西省省城降落。我們的小飛機上乘坐了不到20名乘客，我們代表團，加上中方陪同人員，以及一些冒充少數民族（愛爾蘭、蘇格蘭、威爾士）的英國人。 1972年春天，中國歡迎外國少數民族來華做生意。南昌機場候機樓又小又窄，大約只有兩輛頭尾連接的拖車長。我們被限制在候機樓數小時。天氣潮濕炎熱。由於南昌市不對外國人開放，這意味著我們不能進城。

在這個始料未及的耽擱期間，我們的陪同人員打了3個星期官腔後，開始放鬆下來，甚至一些談話也有了人情味。當我們這些遊客開心地談​​到在香港10美元買到的手錶不錯時，我們的革命導遊帶著輕蔑的神情得意地宣布，她丈夫在國外為她買了一塊勞力士。這些中國人想知道我們有沒有汽車，是不是像他們被告知的那樣，睡在車裡。最後，當局決定讓我們住進城裡的一家飯店。途中，我們堅持在友誼商店停下來買牙刷，因為我們的行李被留在飛機上。但商店裡賣得最多的似乎是毛像章。

我們抵達據說是南昌最好的飯店，當然飯店裡沒有空調。我們一致同意解決令人窒息的炎熱的唯一辦法就是酒精。英國“少數民族”代表團中的一位成員從英國駐北京大使館帶出來一些奎寧水，我們可以在酒吧買到杜松子酒！但是沒有冰塊怎麼辦呢？我丈夫的中國話這時派上了用場，他弄到了。冰塊是在這個“無處逃遁”飯店生存的關鍵。大家心滿意足，衣著凌亂，醉倒在竹編涼蓆上。

凌晨兩點左右，一陣響亮的敲門聲把我們從昏睡中吵醒。一個結結巴巴的送信人一邊打著手勢，做出撥電話的樣子，一邊對著用手勢模擬的話筒咕嚕咕嚕說著什麼，意思是讓傑榮去接電話。飯店所有客房環繞著庭院，許多人被這個滑稽場面吵醒。電話叫傑榮返回北京，他們沒有明說、但暗示周恩來總理要見傑榮。當傑榮見周總理時，總理問我在哪裡，並說“我們也邀請了她呀！ ”傑榮說：“她必須回去照顧3個在日本的孩子，學校放假了，孩子們沒有人看管。 ”“哦，是的”，總理說，“在你們國家，家長仍然必須照料孩子。 ”

返回日本的途中，我感到困惑並對中國感到失望。正好，阿瓦·加德納（Ava Gardner）和查爾頓·赫斯頓（Charlton Heston）拍攝的電影《在北京的55天》正在京都放映。我帶著孩子們去看了這部電影，然後我意識到：我所看到的中國祇是電影版，而不是真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