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炭翁：重庆打黑与司法改革

重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已经进入审判阶段，被告人被一个个押往法庭，接受审判。人们感到困惑的是，这场大规模清剿犯罪的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重庆市委书记的多次讲话中，反复提到这场打黑的重要性。自重庆出现出租车集体罢工事件之后，市司法部门就开始调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该书记的表述，当时收缴的枪支和刀具堆积如山；面对严峻的犯罪，政府不得不打黑。既然如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共产党领导下，重庆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黑社会犯罪活动呢？

自从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后，其党政要员都来自中央，多位政治局委员都曾先后在重庆任过市委书记。重庆市出现大规模的犯罪活动，难道这些党政要员都没有责任吗？

可能是重庆这场打黑影响太大，惊动了某些中央高层。所以，重庆市委书记在讲话中，一再强调前任的历史功绩，试图以此来做“止损点”。但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重庆黑社会犯罪活动并非一朝一夕，出现如此严重的犯罪案件，要么是历任市委书记玩忽职守，姑息养奸，要么是其深陷其中，充当保护伞。这样一场举世震惊的打黑行动，先是让重庆百姓拍手称快，但冷静后就不能不感到后怕，这些犯罪分子长期盘踞在山城，他们一边犯罪，一边升官。这究竟是什么社会呢？

黑社会犯罪与其它犯罪活动不同，其为团伙，欺行霸市，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从此次打黑的审判案件来看，相当一部分犯罪分子利用特殊手段，长期垄断某个行业，坐收利润。不仅如此，辩护律师还披露，部分犯罪分子手中还有政府官员的批文。换句话说，这些犯罪分子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形成势力，主要原因是当地政府官员成了他们的保护伞。现在，重庆前司法局局长文强已经被绳之以法，那么那些已经退休或者即将退休的政府高官，是不是就可以逍遥法外呢？

正如媒体所报道的那样，打击黑社会犯罪活动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反腐败的过程。但是，当腐败深入到体制内部，触及到执政者切身利益的时候，这场打黑就很可能会不了了之。曾经有一些新闻记者呼吁全国各地效仿重庆，但是从重庆打黑的负面效果来看，中央一定会提醒全国各地方要采取更加稳妥的方式。中央高层对其并非满意。

此次重庆打黑，暴露出许多值得思考的深层次问题。共产党执政60年，既掌握着规则的制定权，也掌握着规则的执行权，还掌握着规则的解释权。共产党是不是不讲道理？什么都占着。现代政治的特点在于，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约束之下从事活动。在我国，宪法虽然规定共产党是执政党，却未允许其凌驾于国家权力机关之上操纵政府，也没有规定党可以随意支配国家财政收入。换句话说，即使我们承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攫取国家权力，挥霍国家财产。可现实是，在国家机构之外，还有凌驾于其上的党组织操纵政府、司法、公共财产。此次，重庆党委书记领导打黑充分体现了中国体制的弊端——党大于国，党委书记领导打黑意味着政府、司法均是虚设，是党权支配的木偶，纯是以党治国。

作为普通百姓，他们欢迎打黑，但是在打黑中，背后有个不受法律约束的超强巨无霸——党，其逾越宪法，另立权力，理直气壮地控制国家各级政府。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如何相信打黑呢？人们不禁要问，重庆党委书记反黑打黑，但是假如其它地区的党委书记喜黑保黑，那么将如何呢？目前这种打黑，虽然打击了黑社会，但因为大权操在执政党的手中，不知道哪一天，打黑的铁拳也会砸在人民的头上。

2002年，胡锦涛接任总书记，曾指出：全党务必要学会依法办事，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依法执政。现在看来，共产党仍然没有学会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执政。国务院颁有社团登记条例，可是作为中国最大的社团组织，中国的执政党既没有办理社团登记，同时也没有依照宪法执政。到底谁是中国最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重庆市一些贫苦司机，从一些贪官污吏手中获取批文（这些收贿卖批文的官员该当何罪），自行组建了经济团体，垄断当地的经营，特别是他们竟然敢于集体罢工、抗拒政府，于是被称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其主要负责人被绳之以法。加之，在这场打黑中，主政者专横跋扈，玩弄法律，翻云覆雨，人们不免担心，普通百姓会不会有一天也会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指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绳之以法”呢？

这场重庆打黑中所暴露的深层问题，让人们更加深切地意识到，假如当局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制度来约束党，即使是“行义”也会恰得其反。我们希望重庆市这场打黑运动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转折点，也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