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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忠:新权威主义无法实现中国的政治转型

February 15, 2018

新权威主义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吴稼祥,张炳九等人首先提出的一个政治转型观念。其理论基础来自于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观点。认为社会变革过于急剧、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政治体制的发展又步履缓慢,就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和骚乱,不利于现代化的转型。因此,一个有效能的、权威性的政府能提供一个稳定的秩序,更有利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开始于十九世纪中期,历时已近两百年,可是现代化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原因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一直受到战争和社会动荡的影响而长期处于停滞的状态,很多时候还在倒退。这种状况印证了亨廷顿的政治学观点,对于一个国家的全面现代化,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有效权威的政府统治。但是另一个事实是中国近半个多世纪的全面现代化的转型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又恰恰是亨廷顿认为具有高效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据称在1989年高层领导在向邓汇报这种转型观念时,邓很肯定的说“我就是这个意思。”新权威主义因此倍受当时的人们关注,并一直在中国的政治转型理念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自邓以后,不管是执政党本身还是个人领导的权威都是下降。这种转型理念虽然一直存在,但不再受到大众的关注。而最近这五年,个人迅速集权,很多人又开始对先个人集权,再推动政治改革抱有期待。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在保卫改革开放一文中提出“既集大权,请办大事”的期许,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支持。可见,新权威主义这种廉价的转型方案相对于较剧烈的社会运动变革还是受到很数人的欢迎。

我们考察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转型,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在亨廷顿看来是有效能和权威的。但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并没有在高度极权的政治体制下有效的实现了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国被认为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比较好的推动了市场化经济改革的国家,而实际上,中国的经济现代化程度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相比仍然是非常的低,迄今为止美国和欧洲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大体可以印证。而更为重要的政治现代化就更是没有任何进展,与当初提出新威权主义的八十年代末相比,反而是倒退了。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大致也类似中国的情况,古巴就更是在经济市场化方面都远不如中国和越南。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方面,前苏联是中国唯一可以得到一些借鉴的国家。那么苏联的最后解体,同时也是开启了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政治转型,是不是通过新权威主义政治实现的呢。苏联的极权主义政治在斯大林时期达到巅峰,随后的领导人就再没有人能企及斯大林的高度。整体上看,此后苏联领导的权威都是呈现代际递减的趋势。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其权威的衰落是显而易见的,从东欧国家开始要求摆脱苏联的控制,到波罗的海国家要求脱离苏联。最后是苏共内部领导人叶利钦开始公然挑战戈尔巴乔夫的权威,都是苏共和苏联领导人权威衰落的证据。所以说苏联的转型根本上不是新权威主义所认为的路径完成的,而恰恰是由于权威的衰落造成的。

迄今为止,朝鲜是唯一仍然高度保持了劳动党和金家权威的社会主义国家,按理说朝鲜是最有可能通过领袖的个人集权去实现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但是很显然,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朝鲜有希望通过高度的个人权威去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如果再往前推的话,还有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毛时代的中国,他们都是完全有足够的权威去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但是他们除了不断的攫取权力并维持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并没有去推动国家的任何进步。邓曾经对新权威主义思潮说过“我就是那个意思”,然而,从八十年代末提出新权威主义到一九九七年邓的去逝,有差不多十年时间,仍然掌握党政大权的邓并没有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南方讲话后的中国也只不过是要沿袭他八十年代初确定的有限的改革目标。

对于一些威权主义政体,比如同属亚洲的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确实在强有力的权威之下推动了某些方面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经济的现代化。但是,这种推动不是威权主义政体本身有这种价值追求,而是威权主义政治由于其缺乏合法性,需要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这种绩效合法性维持威权政体的统治。台湾的蒋经国时代,由于其权力获得的非正当性,其权威面临更多的质疑和挑战,迫切需要在政治上表现出更加民主以获得权威。换言之,就是蒋经国时代的台湾民主化是伴随其权威衰落过程进行的,而不是新权威主义认为的是先集中权力再推动现代化改革。韩国的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没有一个领导人是先集权然后主动推动了政治转型,无不是民众的不断抗争才促使韩国最终走向了民主化。

有一些国家通过政府的权威力量比较温和的推动了现代化转型,但也并不能说是新权威主义路径。中国晚清的立宪改革,是光绪和慈禧争夺政治权力,光绪集团需要借助更符合当时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宪政政治与保守派斗争。类似的情况,比如伊朗的巴列维王朝,为了在与伊斯兰教神权势力斗争中获得西方的支持,采取了发展自由主义经济道路。中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根本上是体制自身走到了崩溃边缘,需要实行政治路线的改革摆脱当时的处境。改革派也需要经济和政治的改革与极左势力斗争。待改革派完全掌控权力后,仅限于官僚制度层面的有限的政治改革也就趋于停滞,经济改革无非也只是沿袭了当初的改革目标。

现在回顾新权威主义,我们就会发现其一些核心观点本身就是错误的或者有严重的缺陷。新权威主义认为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必然就会导致政治体制的改革。而现在中国的情况是,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改革根本就无法进行下去,这二十多年就是处在这种困境之中。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是互相促进的,两条腿必须同时向前迈进。一条腿前进了可能会拖着另一条腿前进,但另一种情况是一条腿不前进,另一条腿也就无法前进,中国就属于后一种情况。新权威主义认为培植一个中产阶级,待中产阶级壮大起来之后,就可以迫使个人放弃权威,自动让位给民主政治。显然这也不过是虚妄,在打压了反对派,甚至连公民社会都遭到彻底压制的情况下,原子化的中产阶级根本就没有力量迫使个人放弃权威。

亨廷顿认为一个权威的,有效能的政府更有利于推动现代化的转型,在某些层面而言自然是符合其考察的结果。但是很显然,同样具有高权威,高效能的社会主义政权就没有因此推动了全面现代化转型的例子。中国和越南这样的国家,虽然在经济层面实现了有限的自由化,但也并非是新权威主义所持的先集权后主动放权的路径,而恰恰都是伴随权威的衰落而做出的不得已的选择,这一点就是台湾和韩国这样的威权主义体制也同样如此。因此,在中国,可以肯定的是权力的集中不但不会推动政治体制的转型,只会是社会遭到更加彻底的压制,民众面临更加深重的灾难。

2018年2月5日

——转自王爱忠facebook(2018-02-05)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9期,2018年2月16日—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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