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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两个人的大屠杀(图)

August 1, 2019

 

——《华盛顿邮报》将在7月13日刊登这篇纪念刘晓波远行二周年的特约稿,但是有删节。现将中文完整版先贴在这里,供大家中英文对照。德国《arte》杂志上个月也刊登了这个完整版。

诗人兼歌手沃尔夫比尔曼夫妇来访我家。沃尔夫比我大20多岁,回忆30年前的中国六四,他说,北京的坦克开上街头,镇压了你们的民主运动,保住了独裁,东德共产党还发了贺电。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好办法,在匈牙利、捷克,在1953年6月17日的东德,他们就这么干过。五个月后,他们差点这么干了,可莱比锡跟北京差不多,脑袋一望无际,老人和小孩留家中,其他人全上了街。军队集结待命,可人太多啦,开枪的话……于是党中央请示克里姆林宫,戈尔巴乔夫答复:你们自己决定。如果是我,就不会下令开枪。

老大哥居然说不会开枪!跟以前不一样啊。人民就这样获胜,柏林墙倒了。直到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也被历史席卷而去。记得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也访问了中国,当时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政府一再要求示威者撤离,腾出地盘举行欢迎仪式。但大多数人不撤,欢迎仪式只好改在机场。稍后两个共产党总书记见面会谈,赵紫阳说所有一切都得请示邓小平同志。再稍后,他下台了,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

沃尔夫继续抚弄吉他,在歌声中怀旧:“共产党像太监,始终围绕着墙内女人们打转,如果你是男的,赶紧阉割吧,这样党才放心。没有勃起就不会追求自由……”照沃尔夫的逻辑,30年前,数百万正在勃起的年轻人占据了天安门广场,要求与政府对话,在中国实现民主,而不能勃起的邓小平却让大伙儿赶紧阉割,据说他身边90高龄的王震将军刚怒吼了“杀20万人保20年江山”,就大小便失禁了。随之整台国家机器也大小便失禁。行将就木的老人们集体决议发动这场内战,由坦克和装甲车开路,20多万野战军从几个方向进城,合围天安门,沿途冲撞、碾压和射杀设置路障、阻挡军车、吶喊抗议的数十万手无寸铁的市民,造成了数百、数千或过万人死亡。

那一夜,专程从纽约回国投身民运的刘晓波,还在广场学潮指挥部,数十公里外的杀戮已经开始,他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带领大伙儿砸捡来的步枪,以免给渐渐逼近的杀手们留下开枪的借口。他后来写了《末日幸存者的独白》,记录自己与学生们“最后的撤离”,所有路灯突然熄灭,漆黑一团中,平端着冲锋枪的戒严部队指定一条通道,他们排成长龙,俘虏一般,缓缓穿过去。一会儿,不知是前方还是后方,枪声大作,坦克进场了,嘎嘎碾压他们留下的帐篷……第二天,在澳大利亚大使馆门前,刘晓波迟疑了几秒,谢绝了国际友人的邀请,骑车远去。接着他在大街上被捕,进了秦城监狱——十三年前,毛泽东尸骨未寒,邓小平的同伙们也将毛的皇后江青关在这儿,直到死——而刘晓波却幸存着,并屈服于父亲的痛哭哀求,上中央电视台认罪,违心地证实“没看见广场死人”。不到两年,他被释放。他说:“除了谎言,我一无所有。”从此宗教赎罪主题胁裹了他的人生。他起草了无数请愿和呼吁,他帮助天安门母亲群体,他每年写一首祭奠长诗,其中充满令人窒息的自责。他四次坐牢,最后被谋杀在囚笼。

写到这儿我热泪纵横。那一夜,拒绝一切政治的我,在长江和乌江交汇的涪陵码头,一个酷似兽笼的家中,上蹿下跳,朗诵长诗《大屠杀》,并与通晓汉语的加拿大青年戴迈河一起,制作并复制了四盘配乐磁带。我被戴迈河收音机中的天安门实况转播所吸引,最后被六四凌晨的枪声和惨叫所激怒:“……打穿脑壳!烧焦头皮!让浆汁迸出来灵魂迸出来,溅向立交桥、门楼、栏杆!溅向大马路!溅向天空变成星星!逃跑的星星!长着两条人腿的星星!天地颠倒了。人类都戴着亮晶晶的帽子。亮晶晶的钢盔。有只军队从月球里杀出来!扫射!扫射!扫射……”

这首诗在20多个城市流传。警方追查大半年,终于在重庆火车站逮捕了仓皇出逃的我——传播过《大屠杀》的几十名诗人和作家也被捕入狱——当时的中国是超级兵营,铺天盖地的《通缉令》,车站、码头、街道、民居,四处都在抓人。而更多的人要么已入狱,要么正在逃亡。20世纪中国有两次大逃亡,1949,国共内战,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溃退到台湾的战争难民,约200万;1989,天安门大屠杀,偷渡到海外的政治难民,有好几十万——令“六四难民”或“六四血卡”成为欧美移民史上抹不去的关键词。

刘晓波和我完全不同。我这辈子,从未读完过任何政治文件,包括《零八宪章》。我之所以签署他起草的数不清的文件,惹上数不清的麻烦,是因为我们都属于八九六四的政治犯作家。

后来他们夫妻到成都,总是住我家,从来不嫌简陋。刘晓波一直是风云人物,朋友圈儿除了不少党内改革派,大学教授,还有文学、电影界的王朔、北岛、姜文、刘晓庆、张艺谋等大腕,而我就一在底层厮混的四川土包子。刘晓波第一次看我朗诵,是在朦胧诗人芒克家中。那时他已第三次出狱,因我和忠忠在他系狱期间,对刘霞的生活挺关照,所以他非要报答。对书商忠忠的报答就是化名老侠,拉王朔一块整了一本《美人赠我蒙汗药》的畅销书,赚钱不少。对我的报答就是只要我在北京,就成天惦记着——日本籍导演李樱拍一部叫《飞呀飞》的前卫电影,聘芒克和我作主角,我演黑道杀手,向生意破产的芒克讨债——刘晓波意外得知,竟打的两小时,赶来芒克家提建议。凑巧李樱在播放片花,是在雍和宫附近的忙蜂酒吧拍摄的,其中有我朗诵《大屠杀》。夜深人静,他突然嚎啕大哭,声振屋瓦,吓得大伙儿不知所措。我记得那一幕,他说老廖你,你,你在那种地方朗诵个鸡巴。然后扭头就走。

当晚他写了这封信:

老廖:

你太折磨人了。听你的声音使我怀疑自己活下去的理由是否充足。泪水往心里流,但流过泪之后,生活依然在无耻与轻浮中照旧。人都死了,只有狗崽子才能幸存我是狗崽子吗?我们是狗崽子吗?太怜悯自己了。狗还他妈的有狗性,中国人有人性吗?没有人性的人和有狗性的狗之间,造物主的恩典肯定给予后者。我们连狗都不如,我们的子孙连狗崽子都不如。中国人什么都不是。鲜血不是什么,背叛不是什么,遣忘也不是什么。因为这首《大屠杀》,你坐了四年牢,我以为值得。牢狱比私下的自责和忏悔更能安慰仅存的、那么一点点良知。你真不该与他们一起朗诵,你的世界早已属于另类,而他们则很正常、理性,这甚至包括xx。耻辱地活着,为了无辜者的血,是我唯一能够找到的理由。“六月四日”的黎明,是我心中最黑也最红的日子,而六四之后的所有白天与夜晚,既不是黑也不是红。如果无耻也有颜色,那只有这种颜色了。

过不去的永远过不去,即便有一天我们能够告慰那些无辜的殉难者。但我还要感激你,怀着几近绝迹的虔敬向你说声:“谢谢啦,我的廖秃头

晓波
1999年11月24日于家中

我没回信,因为不知该说什么。一个多月后,他写来第二封信,有如下内容:

与其他共产黑幕中的人物相比,我们都称不上真正的硬汉子。这么多年的大悲剧,我们仍然没有一个道义巨人,类似哈维尔。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道义巨人无私地牺牲。为了争取到一个“消极自由”(不受权力的任意强制),必须有一种积极抗争的意志。历史没有必然,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质量。甘地是偶然,哈维尔是偶然,二千年前那个生于马槽的农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这些偶然诞生的个人完成的。不能指望大众的集体良知,只能依靠伟大的个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众。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更需要道义巨人,典范的感召力是无穷的,一个符号可以唤起太多的道义资源。例如方励之能走出美国大使馆,或赵紫阳能够在下台后仍然主动抗争,或北岛不出国。“六·四”以后的沉寂与遗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

人的善良和坚韧是可以想象的,但人的邪恶与懦弱是无法想象的,每当大悲剧发生之时,我都被人的邪恶与懦弱所震惊。反而对善良与坚韧的缺乏平静待之。文字之所以有美,就是为了在一片黑暗中让真实闪光,美是真实的凝聚点。而喧嚣、华丽只会遮蔽真实。与这个聪明的世界相比,你和我就算愚人了,只配像古老的欧洲那样,坐上“愚人船”,在茫茫大海上漂泊,最先碰到的陆地就是家园了。我们是靠生命中仅存的心痛的感觉才活着,心痛是一种最盲目也是最清醒的状态。它盲目,就是在所有人都麻木时,它仍然不识时务地喊痛;它清醒,就是在所有人都失忆时,它记住那把泣血的刀。我曾有一首写给刘霞的诗:“一只蚂蚁的哭泣留住了你的脚步。”

我没见过你的姐姐飞飞,她该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你的笔使我爱上了她。与亡灵或失败者共舞,才是生命之舞。如果可能,你去扫墓时,代我献上一束花。

晓波于公元二千年一月十三日
 

我还是不知说什么。我觉得坐一次牢已足够,而他却坐牢、反抗;反抗、坐牢,翻来覆去。稍后他担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天天在网上抨击党和政府。2007年隆冬,他要亲自授予我笔会的自由写作奖,酒店订好了,人也通知了,不料东窗事发,包括他在内的几十名在京笔会成员被控制在家,出不了门,而我被三个警察押送回四川。

至此永诀。

再后来他判刑、坐牢、获诺贝尔和平奖,我都没想到会是永诀。我淡忘了他上述两封信,即使没淡忘,大约也不会将信中说的“道义巨人”和他挂钩,不会将遥远的甘地、耶稣、哈维尔和他挂钩,因为这个叫刘晓波的人太熟悉了,他是打算坐穿牢底的……可世事难料,他突然被查出肝癌晚期,保外就医却被严密监控。“才20多天,他就走了。”我写道:“我希望他来德国,我家附近有柏林最美的墓地,中心有个水鸟飞翔的湖泊,他可以埋在这儿,我们也好经常去看他……”

但独裁者扣住不放,他们甚至害怕这个著名思想犯的骨灰。他的信中骇然浮现“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正如30年前,那场大屠杀令他和我的灵魂彻底改变……

 

——转自民主中国(2019-07-12)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66期,2019年7月19日—2019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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