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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晓康:面对老太太的音容

October 22, 2020

——她那一代人,把绚烂的青春和朝霞似的理想,拱手奉献给了魔鬼,还不可能得到晚辈的谅解,唯有自己去消化那种悔痛。她宁愿客死他乡,绝不肯为那个体制再做一次殉葬。老太太一辈子受了多少苦啊,照样活到九十四岁,多么强大的生命力!我想她已经获得了一种新的理想的支撑。她的强大不是凭空的。


【按:季季再写张爱玲,末尾从夏衍又提到《新观察》主编戈杨,并说“戈杨六四后拒绝回国,跟张爱玲一样留在美国” ,我跟帖了一句“神来之笔”!张爱玲判断中共,超越中国所有文人,晚年凄凉;戈扬访美闻“六四”屠杀,到西来寺住下,只给邓颖超打了一个电话:“请不要迫害我的孩子”,然后流亡,她去布鲁克林,美国作协给她租了一间小阁楼,吃饭是去社区免费供应午餐处,十几年后她因心脏病,在医院成植物人而终,可歌可泣!法拉盛开过一个“戈扬追思会”,我赶去发了一个言。】

老太太终于安息了。我在北京就管她叫老太太,不叫阿姨。那时,她是北京文化圈子里的一个精神凝聚的中心,许多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作家、文化人,无论体制内外的,都围拢在老太太的周围。她有很大的亲和力,不止是她对那个吃人制度的惊人的觉醒,还有她的慈爱、包容、细腻。她常常请我们在最好的餐馆吃饭,她坐在中间,那股雍容的气度,我是见过的。

那时候我纵横驰骋,无所顾忌,《河殇》还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呢,我已经在南昌动笔撰写关于五九年庐山会议的长篇纪实《乌托邦祭》,成稿得二十五万字,江西大型文学刊物《百花洲》杂志以一整期刊出,却被中宣部下令将四万册新书,全部打成纸浆,不许外泄一册。这时在北京,老太太把我叫去:“你给我一个十万字的缩写本,我用一整期《新观察》来发表,你干不干?”我做了,可到那一期的《新观察》出来,却没刊登,我四处找不到老太太,后来找到编辑部主任郑仲兵,他告诉我,杂志发排前一分钟,老太太还是给鲍彤拨了一个电话,那边对她讲,这个苏晓康,捅了一个《河殇》的漏子还不够啊?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才保护了他,你要再发表他这个东西,后果就难说了!老郑说,老太太立马撤了稿,也不见我。那已在八九风云的前夕。

再见到老太太的时候,我们都在流亡岁月里了。但是,流亡跟流亡很不一样,我是被通缉了逃出来的,老太太不是,她是自我流放,此其一;我正在盛年,刚好四十岁,而老太太却是七十岁开始流亡,世上几人有这样的胆魄?此其二;我顶着个《河殇》总撰稿人的“桂冠”,走到哪里都是掌声,而老太太却没人认她了,申请普林斯顿大学的访问学者,她和千家驹先生因年逾七十未被接受,千老难过得在西来寺跪倒在星云大师跟前,但老太太还是直挺挺地站立着。

我去看望老太太。她一个人住在布鲁克林,一道很陡的楼梯爬上去的一间小屋。她说,我一天只做一顿晚饭,午饭到免费的地方去吃的,天天都去。说的时候,她嗓门依旧高亢,仿佛我们还在北京的大餐馆,是她请我吃酒席呢。通常,人们会说这是坚强,我更愿说这是强大,人格和精神的强大。

九三年九月间的一个傍晚,我在水牛城一家医院的走廊上,拨通了老太太的电话。当时我们一家人遭遇车祸,我的妻子傅莉还昏迷在特护病房里。哭天抢地之际,我想到了戈扬,我所认识的最强的人。老太太在电话那一端说:“晓康,别害怕,你把一切都放下,无所谓了,你就不害怕了。”接下来,老太太对我提起后来极流行的唐德刚先生的一个说法,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大意是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期,大约需要二百年,犹如长江过三峡,惊涛骇浪,无数人沉尸江底……老太太说,你我还算幸运的嘛!

她就是这样面对自己的苦难。她那一代人,把绚烂的青春和朝霞似的理想,拱手奉献给了魔鬼,还不可能得到晚辈的谅解,唯有自己去消化那种悔痛;而且,她还要晚辈看到她的再生。她宁愿客死他乡,绝不肯为那个体制再做一次殉葬。老太太一辈子受了多少苦啊,照样活到九十四岁,多么强大的生命力!我想她已经获得了一种新的理想的支撑。她的强大不是凭空的。

我辈也曾幻灭得很惨,可是我们还会有理想吗?老太太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丰厚的精神遗产——她的人格和理想,但面对老太太的音容,我对我自己这一代,并没有多少信心……与其我们总在那里挥舞诸如国家和民族向何处去一类的宏大话语,不若低头检视一番我们自己身上还剩下多少本钱,有资格去承传老太太他们想传递给我们的。

 

——转自作者脸书(202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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